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监察条例

（1996年5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0年9月2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土地监察职权
第三章 土地监察的内容和方式
第四章 土地监察工作制度
第五章 土地违法案件查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障土地法律、法规的实施，加强执法监督，及时制止和纠正土地违法行为，依法追究土地违法者的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土地监察，是指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对单位和个人在本行政区域内执行和遵守土地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土地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的行政执法活动。

第三条 自治区土地管理部门主管全区土地监察工作。

地、市、县土地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监察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监察工作。

市、县土地管理部门可以对市辖区、乡（镇）土地监察工作实行集中统一管理。

第四条 土地管理部门依照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行使土地监察职权。

行政监察、建设、公安、工商、环境保护、农业、林业、地矿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土地管理部门做好土地监察工作。

第五条 土地监察实行预防为主、预防和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相结合的方针，遵循依法、及时、准确办案的原则。

第二章 土地监察职权

第六条 县以上土地管理部门应当配备专职监察人员。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土地管理部门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向下级土地管理部门委派土地监察员，检查指导土地监察工作。

第八条 土地监察人员应当通晓土地监察业务，熟悉土地法律、法规和政策，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

土地监察人员经考核或者岗位培训合格后，方可从事土地监察工作。

土地监察人员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核发国家土地管理部门统一印制的土地监察证件，配发土地监察标志。

第九条 土地管理部门履行下列土地监察职责：

（一）监督检查土地法律、法规贯彻实施；
（二）调查处理土地违法案件，纠正土地违法行为；
（三）受理对土地违法行为的检举、控告、申诉；
（四）受理因不服土地管理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行政复议案件；
（五）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土地监察人员依法执行公务遭受打击报复的案件；
（六）监督检查下级土地管理部门和土地监察人员的行政执法活动；
（七）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与土地有关的案件；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 土地管理部门行使下列土地监察职权：

（一）检查单位和个人在本行政区域内贯彻执行土地法律、法规的情况；
（二）对违反土地法律、法规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立案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资料；
（三）对正在发生的土地违法行为有权依法制止，被制止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四）依法对违反土地法律、法规的单位和个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五）对侵犯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六）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建议有关部门对违反土地法律、法规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主要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有关部门应当将处理情况告知土地管理部门。

第十一条 土地管理部门及其土地监察人员依法进行的行政执法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对拒绝、阻碍土地监察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土地管理部门有权提请司法机关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章 土地监察的内容和方式

第十二条 土地管理部门依法对单位和个人下列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检查：

（一）建设用地审批；
（二）建设用地；
（三）土地开发利用；
（四）土地权属变更和登记发证；
（五）土地复垦；
（六）基本农田保护；
（七）土地使用权出让、终止；
（八）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
（九）涉及土地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 土地监督检查工作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一）定期、不定期地对监察对象执行和遵守土地法律、法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二）对特定的监察对象的特定活动进行专项检查；
（三）对监察对象活动的全过程进行事先检查、事中检查和事后检查。

第十四条 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对下级土地管理部门制定的与土地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可以责令其修改或者向下级人民政府提出撤销的建议。

土地管理部门发现下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规范性文件与土地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可以提请本级人民政府予以撤销或者变更。

第四章 土地监察工作制度

第十五条 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监察工作实行目标管理责任制度，纳入土地管理工作的目标考核体系。

第十六条 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土地监察工作报告制度，定期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报告土地监察工作；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地检查督促下级土地管理部门开展土地监察的各项业务。

第十七条 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实行巡回检查制度，及时发现和纠正土地违法行为。

第十八条 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土地违法行为举报制度，公开设置举报电话、信箱。对举报人应当依法保护。

第十九条 各级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土地监察统计报告制度，每年向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报送土地监察统计报表以及土地违法案件分析报告。

第二十条 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土地违法案件立案、调查取证、处理结案和报备案等办案制度。

土地监察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佩戴土地监察标志，出示土地监察证件。

第五章 土地违法案件查处

第二十一条 土地违法案件是指违反土地法律、法规，依法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案件。

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符合法定程序和法定职责权限。

第二十二条 违反土地法律、法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土地管理部门应当立案查处：

（一）未经批准或者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
（二）无权批准或者超越批准权限批准占用土地的；
（三）超过批准用地数量占用土地或者擅自改变用途的；
（四）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
（五）非法占用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青苗补偿费的；
（六）经批准临时占用土地，期满不归还或者依法被收回土地使用权，拒不交出土地的；
（七）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擅自在耕地上挖土、挖沙、葬坟、采石、采矿等，严重毁坏种植条件，或者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沙化、盐渍化、水土流失的；
（八）破坏或者擅自改变基本农田保护区的保护标志的；
（九）不履行或者不按规定要求履行土地复垦义务，经土地管理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
（十）不依法进行土地登记的；
（十一）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条件开发、利用土地的；
（十二）未经批准，擅自转让、出租、抵押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或者擅自以划拨土地使用权入股、联建、承包等方式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
（十三）侵犯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
（十四）其他违反土地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土地管理部门立案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明确的行为人；
（二）有违反土地法律、法规的事实；
（三）依照土地法律、法规应当追究法律责任；
（四）属于本级土地管理部门管辖。

第二十四条 县土地管理部门管辖本行政区域内的土地违法案件。

设区的市土地管理部门管辖本行政区域内的下列案件：

（一）本行政区域内有较大影响的土地违法案件；
（二）涉外土地违法案件；
（三）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土地管理部门交办的土地违法案件。

自治区土地管理部门管辖本行政区域内的下列案件：

（一）本行政区域内有重大影响的土地违法案件；
（二）重大的涉外土地违法案件；
（三）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国家土地管理局交办的土地违法案件。

农村居民非法占地建住宅的案件可以由乡级人民政府管辖。

第二十五条 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在必要时，可以处理下级土地管理部门管辖的土地违法案件，也可以把自己管辖的土地违法案件交由下级土地管理部门处理；下级土地管理部门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处理的土地违法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处理。

第二十六条 符合立案条件的土地违法案件，承办人员应当填写《土地违法案件立案呈批表》，经本级土地管理部门主管领导批准后立案。

第二十七条 土地违法案件承办人员和主管领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与被查处人有近亲属关系的；
（二）本人或者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三）与被查处对象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承办人员的回避，由主管领导决定；主管领导的回避，由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决定。

第二十八条 土地管理部门立案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15日内报告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

第二十九条 土地管理部门查处土地违法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决定。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作出决定的，经报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可以延长期限，但延长的期限不超过三个月。

第三十条 土地管理部门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结案后，应当自结案之日起15日内报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备案。

其他部门移送的土地违法案件结案后，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将处理结果抄送有关部门。

第三十一条 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发现下级土地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侵权案件处理决定确有错误的，可以责令下级土地管理部门重新处理，也可以自己依法处理。

第三十二条 罚款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缴纳，到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第三十三条 土地违法案件罚没收入必须全部上交国库。

第三十四条 土地管理部门无正当理由不查处或者拖延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的，当地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土地管理部门应当责令其依法查处，并视情节轻重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 土地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依法履行土地监察职责，或者在土地监察活动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阻挠、干涉土地管理部门查处案件的，对国家工作人员由其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自治区土地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确立人格尊严权，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反性骚扰法律体系

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绍明

　　 关键词：性骚扰　人格尊严权　　立法　　司法解释

　　　内容提要：一、“性骚扰”的由来
　　　　　　　　二、 性骚扰在中国
　　　　　　　　三、性骚扰，法律面临的难题
　　　　　 四、如何给“性骚扰”定性
　　　　　 五、本人“性骚扰”定义的特点
　　　　　 六、如何构筑有中国特色的反性骚扰法律体系
　　　　　 七、我国法律面对性骚扰需要探讨的问题
　　　　　 八、结束语


性骚扰是我国二00二年十大热门法律话题，它之所以至今热度不减，是因为最近武汉、北京两例“性骚扰”案的报道不断见于报端，性骚扰遭遇的法律空白引起世人关注，立法惩治性骚扰呼声越来越高。据悉：人大已启动立法程序，准备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反性骚扰的内容。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反性骚扰的内容是否合适？中国在反性骚扰方面真的是一片空白吗？在性骚扰的法律定义还没有被确立之前，任何靠增加法律条款来惩治性骚扰都是塞洞补漏，有失法理上的严谨性、立法上的严肃性，司法上更是缺乏可操作性。中国法律应如何面对性骚扰？如何在现有法律中找到反性骚扰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反性骚扰法律体系？是立法之前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法律如何面对性骚扰，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内找到应对性骚扰这一社会现象的的法律依据，本文想对这些事关性骚扰现象法律本质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旨在对今后性骚扰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推动。

一、“性骚扰”的由来

　　　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是一个外来名词，是女权运动的产物，是女权主义法学家与不尊重女性热个尊严的社会陋习和歧视女性的传统观念斗争的成果。性骚扰概念之所以首先在美国提出，主要驱动力来自于上世纪60年代始的女权主义运动和随之诞生的女权主义法学；也来自于法律不得不应对美国日渐突出的性骚扰问题。女权主义者凯瑟林·A·麦金侬是提出“性骚扰”概念的第一人。麦金农给性骚扰下的定义为：处于权力不平等关系下强加的讨厌的性要求……其中包括言语的性暗示或戏弄，不断送秋波或做媚眼，强行接吻，用使雇工失去工作的威胁作后盾，提出下流的要求并强迫发生性关系。虽然性骚扰现象不限于工作场所，也不只限于上级对下级，但美国并没有制定反性骚扰单行法规，而是在一九六四年民权法第七章（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禁止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的规定中找到法律依据，对性骚扰者提起性别歧视之诉，使受害人能谋求法律救济，并通过不断扩大性骚扰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反性骚扰法律体系。
　　　美国过去三十多年来，通过公平就业机会法律的规范，联邦各级法院相关判决的诠释，专门行政机关的推动，以及学者的探讨，已使美国成为反性骚扰规定和措施最为完备的国家，而为其他各国竞相效仿。80年代中后期，许多国家陆续效仿美国，通过立法来制裁性骚扰。1984年，澳大利亚颁布了联邦《性歧视法》；1987年和1991年，新西兰分别在《劳工关系法》和《雇佣合同法》中就性骚扰问题规定了特别条款；1989年，西班牙政府通过法规，以保护女雇员免受性骚扰；1991年，瑞典通过的《平等机会法》作出新的规定，要求雇主对工作场所的性骚扰采取措施。1992年，日本福岗县地方法院审理了日本首起性骚扰案件，法官认定被控告的男性上司实施了“触犯妇女权利的性骚扰行为”，判处其向原告支付12500美元的“性骚扰赔偿费”。除此以外，英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等国也先后明确规定性骚扰属于应予禁止的非法行为。对于严重的性骚扰行为，加拿大、法国还将其规定为妨害风化罪，西班牙等国则将其归入侵犯性自由罪。2001年6月7日，欧盟委员会曾提出过一项关于惩治在工作场所对妇女“性骚扰”的立法草案，建议欧盟15国对性骚扰制定共同的标准。台湾“内政部”也于2001年拟订了《性骚扰防治法》(草案)。依据该草案，对性骚扰者将处以新台币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机关、部队、学校或雇用人若未对性骚扰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也将被处以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目前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国也先后明令禁止性骚扰，但这些国家大多把性骚扰归为性别歧视，如香港的《性别歧视条例》，日本虽然制定有《性骚扰惩治基准》，那也只是针对公务员的行政处罚。
综观各国性骚扰立法，没有哪个国家从一开始就制定一部专门的《反性骚扰法》，也没有哪个国家通过在国家的基本法律中增加具体条款来规范性骚扰行为。各国都是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 ，在本国法律体系框架内寻找反性骚扰的法律依据，并通过判例等手段不断扩大其内涵和外延，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 性骚扰在中国

性骚扰这个名词为国人所熟知，是从克林顿性骚扰案件开始。尽管上世纪90年代初性骚扰就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但直到1999年才首次被收入新版《辞海》。《辞海》给性骚扰下的定义是：性骚扰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用语，指在存在不平等权利关系背景条件下，社会地位较高者利用权利向社会地位较低者强行提出性的要求，从而使后者感到不安的行为。是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
这个定义将性骚扰定义为权利骚扰、性别歧视，一开始就受到质疑，武汉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廖皓磊曾两次著文批驳。但这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我们无须过多的责难。但中国并不是不存在性骚扰，据调查七成以上女性曾不同程度遭受过性骚扰，这么多女性权益受到侵犯，到2001年中国才有第一起性骚扰维权案例，这起案例中法律表现的无奈和无力让人们困惑。在美国，高达3000多万的性骚扰惩罚性赔偿，美国总统因为性骚扰丑闻差点下台，澳大里亚总督最近因性骚扰被迫辞职，而中国一位女性遭受性骚扰仅要求一个赔礼道歉尚得不到法律的支持。法律的苍白不仅使人维权艰难，还让骚扰者有值恃无恐，在美国，称他人为“莱温斯基”都将面临性骚扰的指控，而外国流氓马克在街头非礼中国女性竟若无其事，赔礼时还嬉皮笑脸。中外对待性骚扰的巨大反差使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难道中国的法律管不了性骚扰。
的确，找遍法律条文也找不出有关性骚扰方面的规定。《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有强奸罪，但那不一般老百姓理解中的性骚扰。《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但其手段需有“强制”才行，对一般性骚扰行为处分稍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可以进行治安处罚，这中处罚只不过十五天以下行政拘留或两百元以下罚款，对那些造成他人终生痛苦甚至家破人亡的骚扰者，这点处罚明显太轻。1979年《刑法》倒有一个口袋罪----流氓罪，严重的性骚扰行为可以装进这个口袋，新《刑法》已将这个罪名取消。法律之剑之可能在哪些骚扰者强奸、侮辱、猥亵他人，并且达到犯罪的程度才会落在他们的头上。
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性骚扰可能是终日不断的肮脏的话语、下流动作，这些言语或行为够不上犯罪，不发生在公共场所，甚至够不上“流氓”行为，无法给予治安处罚。再者，刑法和行政法规侧重于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公平，就算给骚扰者处以刑罚或治安处罚，给受害者造成的伤害又如何补偿呢？
性骚扰受害者要想获得应有的补偿，只能寻求民法的保护。尽管《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但要想通过民事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哪怕是讨个说法让骚扰者赔个礼道个歉也是难于上青天。　
首先，你找不到起诉的案由，法院300种民事案由中没有性骚扰这一说；就算你找到个理由进了法院的大门，取证难也会让官司胜败难料；没有现成的法条，法官难以适用法律。于是人们惊呼：法律面对性骚扰是一片空白。要求立法的呼声逐渐高涨。

三、性骚扰，法律面临的难题

法律关注性骚扰，给受害者以司法救济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可法律应如何关注性骚扰，是以专门法的形式系统规范还是修改现有法律？是在现有法律中寻求依据还是移植外国的法律？
目前，在我国较有影响力的呼声一是以陈癸尊等为代表的制定一部《反性骚扰法》，另一种是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反“性骚扰”的内容。
制定专门法律惩治性骚扰反映了人们希望严厉惩治骚扰者的良好愿望，但我认为目前的条件尚不具备并且没有这个必要。
首先，“性骚扰”概念尚未明确，它侵犯了公民的什么权利、哪些“性骚扰”行为属于民事侵权范畴，哪些应该归为刑事制裁或行政处罚范畴这些根本性原则性问题还未讨论清楚，如果匆促立法最后因法律不完善而不停地修改甚至废止，有损法律的权威性。
其次，法律大多调整某一方面的法律关系而非规范某一行为，对“性骚扰”还未达到需要由专门法来调整那样严重的程度，国外也没有反《性骚扰》单行法规的先例。
第三、一部新的法规必须与国家现有的法律体系相配套，必须在《宪法》这部国家根本大法中找到依据，必须先有大量理论研究和判例作基础，这些立法最基本的条件我们都还不具备。
制定专门法律条件不具备，是不是可以通过修订现有法律来规范性骚扰行为呢？当前，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性骚扰”的内容是呼声最高的一种观点。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了反性骚扰的内容是不是就能解决性骚扰问题？我认为不能，仅凭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想解决性骚扰问题最终只会违背立法者的初衷，百害而无一利。
首先，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有关“性骚扰”的内容沿用了国外性骚扰是一种性别歧视的思路，在我国性骚扰绝大多数不表现为性别歧视，不符合我国国情；
其次，国外性骚扰大多发生在工作场所，对骚扰者惩处同时雇主同样承担责任，而我国无论是刑事制裁、行政制裁还是民事制裁都无单位承担责任一说；
第三，在法律中明确规范“性骚扰”行为先确定性骚扰的性质，应承担的责任是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民事侵权责任，〈〈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一部保护特殊弱势群体的法律难以担当如此重任。
第四，如果仅将性骚扰界定为男性对女性的骚扰，以后出现女性骚扰男性或者同性间的骚扰怎么办？
第五，就算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增加了有关“性骚扰”内容，受害人到法院同样难以起诉，会因为没有案由而被法院拒之门外；会因为举证难而官司难打；会因为无损害结果证据而无法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这些难道是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所能解决了的吗？
我国法律体系不属于英美法系，判例不能成为法律渊源。这决定了我们不能先制定法律后通过用判例不断完善法律来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虽然现有的几起案例都是发生在工作场所，很多国家靠《劳动法》等有关法规来规范性骚扰行为，但我国劳动关系是合同关系，可以要求单位制定内部防止性骚扰的规章制度，由于我国并没有雇主对雇员个人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规定，这种规定缺乏强制性，更解决不了非工作场所出现的性骚扰问题，想依靠劳动法规的修订解决面临的日益严重的性骚扰问题一样行不通。

四、如何给“性骚扰”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