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晋长二级商品公路车辆通行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晋市政办（1995）133号
1995年9月25日


市财政局、市交通局、市商品公路开发总公司、市公安局、市交警支队、市审计局、市地税局、市建行：

晋长二级公路晋城段是由上级政府投资，并由市政府担保向社会发行债券和向银行贷款修建的一条高标准公路，它的建成对改善我市经济环境起到了巨大作用。为了切实加强晋长二级商品公路车辆通行费的管理，保证债券和贷款的按期还本付息，特制定《晋长二级商品公路车辆通行费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市政府委托市商品公路开发总公司代征的晋长二级商品公路车辆通行费是市政府集中用于归还晋长二级商品公路建设债券、银行贷款和晋长二级商品公路养护的预算外专项资金，是取之于路，用之于路，发展我市公路事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加强晋长二级商品公路车辆通行费的征收和管理，对于促进全市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公安、交警、交通、财政等职能部门，应根据各自的职责，积极协助、配合市商品公路开发总公司，通过改善服务态度，扩大服务领域，规范征收行为来加强晋长二级商品公路车辆通行费的征收管理。

晋长二级商品公路车辆通行费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晋长二级商品公路车辆通行费的管理，根据《山西省预算外资金管理条例》和市政府办公厅晋市政办发（95）7号《关于印发市级预算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精神，制定本办法：

一、市政府委托商品公路开发总公司代收、代交的晋长二级商品公路车辆通行费按市政府预算外专项资金进行管理。从一九九五年十月一日起，对晋长二级商品公路车辆通行费实行“资金所有权不变、资金征收渠道不变、资金用途不变、纳入财政专户储存、市政府审批使用、财政拨款监督”的管理办法。

二、市商品公路开发总公司一九九五年九月三十日帐面滚存结余应全额交入财政专户，纳入财政专户储存管理。

三、晋长二级商品公路车辆通行费原有的征收渠道不变，继续由市商品公路开发总公司，在公安交警等部门的配合下，按照现行规定的征收范围、标准，负责定点设站组织代收、代交。市商品路开发总公司应配备专职征收人员文明规范值勤，保证车辆通行费足额征收，不得漏收。所收晋长二级商品公路车辆通行费，市商品路开发总公司应填写《预算外资金收入专用交款书》由市建行按日监交，全额存入市财政局在建行开设的“市级预算外专项资金集中代管帐户”内，市商品路开发总公司不再在银行开设收入过渡帐户。

四、晋长二级商品公路车辆通行费开支范围

晋长二级商品公路车辆通行费本着“取之于路，用之于路”的原则，主要用于：

1、征费、养护、管理人员经费。

2、归还债券、贷款。

3、补助交警值勤人员经费不足。

4、公路养护材料和设备购置。

5、晋长二级路中小修理。

五、审批程序和权限

晋长二级商品公路车辆通行费的安排使用，实行由市交通局、财政局测算提报使用建议计划，市政府审批的管理办法。首先由市商品公路开发总公司提出用款申请，由市交通局会同市财政局按照现行开支标准审核、测算，向市政府提报支出建设计划。经市政府审批后，财政拨付资金，监督使用。

六、晋长二级商品公路车辆通行费的会计核算

1、记帐基础和记帐方法

晋长二级商品公路车辆通行费的会计核算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采用借贷记帐法。

2、市商品公路开发总公司应设置以下会计科目（略）。

七、凡违反本办法之规定的，财政部门应按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山西省预算外资金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立足国情与借鉴外国相结

陈光中

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７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我国１９７９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修正。这次修正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朝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发展的新的里程碑，并得到了国内外的普遍好评。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定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施行。作为一名参与了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全过程的学者，笔者拟就修改工作中涉及的几个带有一般经验性的问题，谈一下个人的体会，以期对我国刑事法律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提供点滴有益经验，并有助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的贯彻实施。

一、坚持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指导思想
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目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片面地注重一面而忽略另一面，必然违背刑事诉讼法的根本宗旨。

犯罪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危害最大的违法行为，它侵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和其他权利，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破坏社会主义社会秩序，严重损害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眼前利益。如果有罪不究，有罪不罚，任凭罪犯猖狂，祸国殃民，必将使民无宁日，国无安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能顺利进行。为了有效地追究犯罪，惩罚犯罪，国家不仅要制定刑事实体法——刑法，对定罪量刑作出明确规定；而且必须制定刑事程序法——刑事诉讼法，为如何追究犯罪、惩治犯罪设置专门的机构，规定活动的原则和具体的程式步骤，以保证正确而有效地惩治犯罪。正因为如此，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开宗明义第１条中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在当前社会治安形势还比较严峻的情况下，如何保证有力地打击犯罪，这是修改刑事诉讼法所十分关注的问题。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采取一系列举措进一步完善了追究犯罪的机制，强化了打击犯罪的力度。主要有：１．新规定，对公安机关应立案而不立案的，人民检察院有权通知公安机关应当立案（第８７条）。２．扩大了拘留对象的范围，而把原第４１条第６项即“身份不明有流窜作案重大嫌疑的”改为第６１条第６、７项即“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而且对于后三种人，拘留期限可以延长至３０日（第６９条）。３．放宽了逮捕条件、羁押期限，将逮捕条件中“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改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６０条）。新规定的羁押期限较原规定放宽之处有四：一是将规定包括拘留期限的侦查羁押期限，改为仅指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拘留期限另算（第１２４条），这一条增加了１０—１４天的羁押期。二是，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第１２８条）。三是，对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经批准可延二个月（１２７条）。四是，对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依照刑诉法延长期届满仍不能侦查终结的，经批准仍可延长二个月（１２８条）。４．扩大自诉案件范围，加强被害人追诉犯罪的权利。根据修正后的刑诉法第１７０条规定，自诉案件不仅包括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还包括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而且第１４４条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被害人可以不经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以上规定不仅加强了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制约，而且有力地强化了对犯罪的追诉，对防漏防纵起重要作用。


但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还必须认真考虑，如何加强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因为刑事诉讼法不仅是追究犯罪的有力工具，而且还是保障公民人权、抑止国家滥用刑罚权的重要法宝。公民的人身、财产乃至生命等权利除了要受到犯罪行为的侵犯以外，也可能因为国家权力的滥用而遭受损害。因此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内涵十分丰富，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对犯罪人的及时惩处，保护一般公民的人身、财产、生命等合法权利，使其不受犯罪行为的侵犯；二是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三是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在内的所有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行使；四是保障有罪的人受到公正的惩罚，即做到程序合法、事实准确、定罪正确、量刑适当。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一致，没有矛盾的。但在具体运作中有时会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对这两者应加以协调，使之最终统一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达到刑事诉讼的最佳社会效果。

这里有必要指出，诉讼程序上的人权保障，即西方所说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保证实体处理的正确性，而且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马克思早就说过，程序法不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①］程序法的自身价值就在于体现人们所追求的目标——民主、法治，给诉讼参与者及有关的人以公正、人权、法治的感受和教育。例如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手段，不仅会造成冤假错案，而且给人以野蛮、落后、残暴的感受，并通过司法这个窗口对社会公正发生怀疑，对现实社会失去信心，甚至产生对抗。因此，一个案件，程序不合法不公正，即便实体结果是正确的，也不会真正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至少不会产生最佳的社会效果，因为正效应被负效应全部或部分抵消了。


这次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促进民主、保障人权方面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加强人权保障成为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一项突出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确立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定罪的原则（第１２条），受刑事追诉者在人民法院依法判定以前，不能认为是有罪的人；而只具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身份。这为对其诉讼权利的保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２．取消了收容审查这种缺少监督制约机制、容易侵犯人权的行政强制手段，把其中与犯罪作斗争所需要的内容纳入法定的拘留、逮捕轨道上来。３．允许律师、辩护人提前参加诉讼。根据修正后的刑诉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即有权委托辩护人。这样就使律师、辩护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时间大大提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得到切实的保障。４．改革审判方式，公诉人有举证责任，调动控辩双方的积极性，这有助于保证实现司法公正，有利于人权的保障。５．确立“疑罪从无”的规则。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法院在开庭审理后，如果认为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或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这是人权保障上的重大进步。


是否有必要加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此问题的认识不尽一致，有人深存疑惑，害怕这样做会削弱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但是，笔者认为此次修改刑事诉讼法，结合我国国情适度加强人权保障，是形势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首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上层建筑应当适应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颁布时，改革开放尚未起步，计划经济尚未改制。十七年后的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或契约经济，它正常运转的前提是市场经济主体——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得到切实的保障，使其无后顾之忧地积极投入市场竞争。修正后的刑诉法加强人权保障，使公民权利在刑事诉讼中尽量不受或少受专门机关的非法侵犯，这是与提高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加强公民主体的观念相适应的。


其次，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依法治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是党中央确定的重要方针，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现代法治社会要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纳入法律的轨道，接受法律的规范。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益的关系上要求国家对公民权益的任何剥夺均应具备正当的法律根据和法律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则要求从程序上赋予被追诉者与国家追诉机构相抗衡的能力和机会，使其有效抵御国家权力的非法侵犯。正因为如此，美国的一位大法官说，“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②］修正后的我国刑诉法通过扩大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等的权利保障，以防止国家专门机构在追诉、惩治犯罪活动中滥用权力。这显然符合现代法治原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所必须的。


再次，是进行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近几年来，少数西方国家推行所谓的“人权外交”，以人权状况为由对我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横加干涉。在这场国际人权斗争中，我们一方面应当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客观而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保障公民人权特别是刑事人权保障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和亟待解决的问题。１９９１年我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即指出，中国虽然在维护和促进人权方面已取得重大的成就，但是还存在着有待完善的地方；继续促进人权的发展，努力达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所要求的实现充分人权的崇高目标，仍是中国人民和政府的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务中，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和其他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有时还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对于刑事司法人权方面的不足和问题，如果不通过修正刑事诉讼法加以纠正和改变，那么它们很可能继续成为少数国家攻击我国人权状况的借口或“凭证”，使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处于被动的境地。修正后的我国刑诉法系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刑事司法人权保障，解决了不少长期阻碍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问题。这种改革得到了国际有识之士的赞誉，有利于我国在国际人权斗争中掌握主动权。

二、坚持立足中国国情，借鉴外国有益经验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当今的中国也越来越开放。法制建设包括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与之相适应。西方国家的法制除了反映资本主义本质以外，还有不少内容反映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反映了立法、司法活动的共同规律，对此应当认真加以借鉴和吸收。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中表明，中国封建刑事司法制度向现代刑事司法制度的转变，是从清末改制开始，并经过借鉴、移植外国刑事司法制度，主要是德、法、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而完成的。１９７９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也吸收和借鉴一些外国的制度和经验。从“二战”结束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中，世界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刑事诉讼制度方面有不少变革和发展，其中有些方面反映了刑事诉讼活动的一般规律和近期发展趋向。这些规律和趋向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借鉴和吸收外国的有益经验，还应当包括采纳一些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标准。我国近年来参加了一些与刑事司法有关的国际会议，有的国际会议通过的国际公约和文件得到了我们的确认或为全国人大所批准。如联合国大会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０日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２９日通过的《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准则》（北京规则）等等。按照国际惯例，一国通过签字、批准、加入或接受等方式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对该国具有法律约束力，条约一旦生效，在该国就具有执行力；该国的法律如果与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发生冲突，应当优先适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有鉴于此，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注意到了与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相协调，并注意吸收那些国际公约所规定并为各国普遍确认的刑事司法最低标准，例如司法独立、被追诉者在任何法治阶段有权请律师、有罪的证明标准等。


但是，一国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到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尤其要适当注意本国长期形成的法律传统及社会公众的承受力和适应力。即使是对外国法的必要移植和吸收，也必须同本国国情相结合，否则，一个国家即使从外国移植过来一些所谓“优秀”的法律制度或程序，也难以使其得到切实的贯彻和实施。在这方面，不少国家的刑事司法改革都有过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立足本国国情与借鉴外国经验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这次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注意对这两个方面加以结合，并以解决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对一些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外国制度和作法即便是好的，也暂不予吸收和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