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
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22号
《云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已经２００４年２月９日省人民政府第１５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４年４月１日起施行。
省长 徐荣凯
2004年2月11日
云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维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根据国务院批准发布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离开户籍所在地县（市）行政区域或者设区城市的市区，到异地从事务工、经商等活动并以异地为现居住地，根据国家规定应当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
在同一县（市）离开户籍所在地乡（镇）行政区域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确需适用本规定的，由州（市）人民政府决定。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综合管理，加强机构和队伍建设，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纳入本行政区域内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并实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和反馈制度。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由其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人民政府共同负责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
第四条 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并对有关贯彻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二）组织实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措施和目标管理责任制；
（三）督促、指导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落实避孕节育措施，督促计划外怀孕妇女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为其提供避孕药具和节育技术等生殖健康服务；
（四）实施或者监督、检查办理和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工作；
（五）依法查处流动人口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第五条 各级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民政、建设等行政部门，应当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共同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计划生育协会应当协助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可以在流动人口中建立协会组织，发展会员。
第六条 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职责是：
（一）对流动人口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宣传教育；
（二）为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提供避孕节育技术和生殖健康服务；
（三）与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签订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合同，建立生育、节育情况定期报告制度；
（四）为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五）为符合法定生育条件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核发生育证；
（六）统计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的生育和避孕节育情况；
（七）为实行晚婚晚育或者只生育一个子女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落实计划生育各项奖励和优待措施，帮助实行计划生育的流动人口家庭解决生产、生活、生育方面的实际困难；
（八）与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建立工作联系。
第七条 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职责是：
（一）对流动人口进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宣传教育；
（二）依法查验和登记流动人口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督促未办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流动人口在规定期限内补办；
（三）对依法登记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告知其接受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的管理和服务，并与流动人口的用人单位、雇主和向流动人口出租、出借房屋的房主签订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协议；
（四）组织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进行避孕节育情况检查，提供避孕节育技术和生殖健康服务；
（五）统计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的生育和避孕节育情况，及时向其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通报；
（六）了解和记录有关部门在审批流动人口暂住、务工、经商等证件时依法核查《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及审批结果通报的情况，必要时向上级人民政府报告；
（七）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在现居住地生育子女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办理生育手续；
（八）与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建立工作联系。
第八条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依法做好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协助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查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登记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情况，向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提供计划生育、避孕节育和优生优育咨询服务。
第九条 《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办理、交验、查验、核查程序和有关事项，依照《办法》的有关规定和国家关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明管理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 流动人口现居住地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应当定期向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提供避孕节育技术服务，并出具《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
《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可以作为已婚育龄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依照《办法》第十四条规定通报情况和出具证明的凭证。
《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情况报告单》格式由省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统一规定。
第十一条 职业介绍机构或者用人单位、雇主在介绍用工或者招用、雇用已婚育龄流动人口时，应当要求其出示经查验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对没有《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应当督促其补办并及时向当地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
第十二条 流动人口必须执行国家现行生育政策。本省流动人口的具体生育政策依照《云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执行；在本省居住的省外流动人口的具体生育政策依照其户籍所在地的计划生育法规执行。
第十三条 医疗、保健机构在为已婚育龄流动人口中的孕妇施行孕期检查或者分娩前，应当要求其出示并登记生育证明；对没有生育证明的，应当及时向当地县级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对经查证属计划外怀孕的，应当帮助其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已婚育龄流动人口计划外怀孕的，应当主动配合医疗、保健机构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实行计划生育的已婚育龄流动人口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所需经费由现居住地财政分级予以安排。
第十四条 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生育子女的流动人口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依照国务院公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及其配套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有关部门、单位或者个人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在办理、交验、查验、核查《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活动中发生违法行为的，依照《办法》的有关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职业介绍机构或者用人单位、雇主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２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的罚款。
医疗、保健机构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规定的，由其主管部门依法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发现有关部门在审批流动人口暂住、务工、经商等证件时，不依法核查《流动人口婚育证明》而予以批准的，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同级行政监察机关提出处理建议。接受建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在６０日内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提出建议的计划生育行政部门。
第十七条 对不履行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未达到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要求的有关部门和单位，不得评为文明、先进单位。
第十八条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拒绝、阻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有关管理机关给予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２００４年４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１年５月９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云南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官员贪污受贿并不是单纯的财产犯罪问题,他们都与公务、公职有关,都关涉公职人员的廉洁、诚信和国家的公信。因此,提涨官员犯罪的数额及量刑标准,必须特别审慎,以免在当前中央力倡“从严治吏”背景下,向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列玉拟向大会提出《关于修改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不合理量刑规定的议案》。据报道,这一建议的要点是:一、官员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二、有期徒刑最高刑延长至40年；三、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改为无期徒刑流放。他还建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和物价指数等因素,每五年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标准作相应的调整(3月3日《新快报》)。
之所以要提涨官员贪污受贿罪的量刑标准(现行刑法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的,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朱代表认为,是因为“从购买力角度考虑,现在的10万元大致相当于1997年的1万元”。如果按照这样的“购买力”比较,那么,现行刑法规定的官员贪污受贿5千元以上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也应提涨到5万元以上才能立案追究了。还有,以收入、购买力等“财产性”指标为导向,那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很不平衡,中东西部地区、城乡之间差别显著,看来也无法建立起一个全国统一的贪腐犯罪追诉和处刑标准。各地只能各自为政,自行确定标准。
笔者认为,这一建议没有充分考虑到官员贪腐犯罪的本质属性,没有顾及当前国家的反腐败大局,也没有注意到某一类犯罪标准修改与其他犯罪的综合平衡。
事实上,对涉及财产、财物的犯罪采用较具弹性的“数额较大”之类的规定,是我国立法的常态,确实与国家疆域辽阔、差别性大等“国情”因素有关。比如盗窃等罪主要危及财产权益,损害等值财物在经济不均衡发展的各地,其实际危害确实不同。可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我们反腐败乃至确立官员的贪腐犯罪和量刑标准,是否也需要因此去搞水涨船高或者地区差别?这又必然涉及我国刑事法律为何要对官员贪污受贿罪的财物数额坚持一个标准的问题。
其实,立法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强调反腐败不能有“地区差”,不能说发达地区官员的贪污受贿数额高一些可以容忍,标准应该同步调高；而贫困地区对官员的要求则更应严格。要知道,贪污受贿犯罪虽也涉及财产,却不是纯粹的财产犯罪。官员贪腐严重不仅损害政府公信,也侵害到公民的整体利益,岂是几千元几万元涉财“数额”可以衡量的!从这个角度上看,将刚性标准修改为弹性规定,搞水涨船高式的波动调整,着实不是明智、科学的选择。
应当注意到,相对于近来不断有人对官员贪腐数额标准给予较多的关心和关注而言,“两会”代表、委员似乎很少有人提及与此密切相关但更易由底层百姓涉足的偷盗行为。在刑法上,盗窃原本一直是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的犯罪,1997年刑法修改时,为了“从重打击”的需要,法律上还特地增加了虽然数额不大但“多次盗窃”的,也可以定罪的规定,而刑法修正案八更取消了入户盗窃、扒窃的“数额”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则早在10多年之前对普通盗窃犯罪的数额标准作出了规定,要求各地对盗窃财物500元至2000元以上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使像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发达城市,对于普通盗窃行为也以2000元作为犯罪的起点,全国发达城市也大致如此,至今没有出现过任何数额标准的提涨。
我们以盗窃罪这样的标准去对照官员贪污受贿罪,后者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目前法律上定为5000元以上,恐怕已经不能算低了。而现在一些检察机关,事实上早已突破了刑法的明文规定,把实际涉嫌贪污受贿罪的立案标准提高到了2万元甚至5万元以上,这不能不说是背离了我国法律的立法宗旨和明确规定,需要依法予以监督和纠正。
官员贪腐与百姓盗窃,其实都是违法甚至犯罪的行为,都应依法予以制裁。当人们单独观察贪污受贿罪的定罪数额标准时,常常会认为与时俱进、适当“涨价”不无道理。但定罪标准其实在法律上是一个需要通盘考量的整体,各种犯罪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不能厚此薄彼、轻重失衡。
此外,官员贪污受贿并不是单纯的财产犯罪问题,他们都与公务、公职有关,都关涉公职人员的廉洁、诚信和国家的公信。因此,提涨官员犯罪的数额及量刑标准,必须特别审慎,以免在当前中央力倡“从严治吏”背景下,向社会发出错误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