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四川省水利产业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
四川省人民政府



通知
省政府同意省计委、省水电厅提出的《四川省水利产业政策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省计委省水电厅（一九九九年三月八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水利产业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下称方案）。
第二条 本方案实施的目标：明确水利建设项目性质，理顺发展水利的投资渠道，扩大水利建设资产来源，规范水利业的各项收费，完善水利产业的经营管理制度，确立符合市场机制的合理价格，大力推进水利产业化进程，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本方案实施期间，使我省防御
旱洪灾害的能力明显增强，供用水矛盾有效缓解，水资源开发利用成效显著提高，水利经济持续发展。
第三条 本方案实施的重点：江河防洪控制性治理工程，河道卫生浚、堤防建设和维护，水利设施更新改造，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水污染防治、水文监测、防汛预报、山地灾害防治；跨流域、跨地区引水和水资源短缺地区的水源工程，供水、节水、水资源综合
利用、农田灌溉、农村人畜饮水、水力发电、水库养殖、水利产业技术的开发研究。
第四条 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各级政府要把加快水利产业发展摆到工作的重要位置，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制定明确的目标，采取有力的措施，实行水资源统一管理、加大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力度。
第五条 水利产业的发展，要实行全面规划、统筹兼顾、合理开发、综合利用、保护生态的方针，坚持除害与兴利相结合，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新建与改造相结合，开源与节流相结合的原则。在制定全省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及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时，必须考虑防洪安全与水资
源条件，必须有防洪、供水、水资源评价、水资源保护、防治水土流失、防治水污染、节约用水等方面的专业规划或论证。
对重大水利项目应组织专家作好科学论证，搞好科学规划与项目施工。
第六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编制好流域综合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区域水利规划、专业规划和水中长期供求计划。其中流域综合规划、水资源保护规划和全省水中长期供求计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编制。区域水利规划和市（地、州）水中
长期供求计划，由市（地、州）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区域水利规划及专业规划，必须服从流域综合规划。
凡经同级政府批准的规划，有关部门必须认真组织实施，不得随意更改。如需修改，必须经原批准机关核准，并报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经批准的水利产业发展规划，应纳入各级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按规划确定的重点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按国家规定的基建程序报批时，应附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意见、同级计划部门或上报计划部门的审批意见。
第七条 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实行优先发展水利产业的政策，价格、信贷、土地占用等方面提供必要条件，鼓励社会各界及境外投资者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投资兴办水利产业项目。各级政府要在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水利产业化的有效途径，加快产
业化进程，逐步形成水利产业投入产出的良性运行机制。
第八条 各级政府要加强水利法制建设，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切实按照《四川省水政监察工作实施细则》的各项规定，加强水政监察队伍建设，保障方案的实施。

第二章 项目分类和资金筹集
第九条 水利建设项目按其功能划分为两类：甲类项目为防洪除涝、河道整治、农田灌排骨干工程、水资源保护、水土保持、水文监测及防洪通讯、水工程除险加固等社会效益为主、公益性较强的项目；乙类项目为供水、水力发电、水库养殖、水上旅游及水利综合经营等以经济效益为
主，兼有一定社会效益的项目。新建、扩建、改建项目分类，由项目审批单位在项目建议书批复中明确。在建工程项目分类，按工程管理权限，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项目审批单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实施方案，在1999年底前完成。
第十条 按照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原则，水利建设项目实行分级负责制。根据作用和受益范围，除中央项目外，分为省项目、市（地、州）项目、县（市、区）项目三类。
省项目：跨市（地、州）的重点江河治理、引水、水资源综合利用、水资源保护、水文监测及防洪通讯、大型水利工程等。
市（地、州）项目：跨县（市、区）的中小河流治理；重点城市防洪设施建设；经省批准的中型水利建设工程；市（地、州）属小型水利；跨县（市、区）的重点水资源保护、供水、节约用水项目等。
县（市、区）项目：县（市、区）境内中小河流治理、城镇防洪设施建设，经市（地、州）批准的重点水利建设工程；县（市、区）属小型水利、水资源保护、乡镇供水、节约用水、农村人畜饮水、水土保持等项目。
第十一条 甲类项目的建设资金，按受益程度和范围，主要从相应的中央、省、市（地、州）、县（市、区）政府预算内资金、水利建设基金及其他可用于水利建设的财政性资金中安排。新建工程省投资部分按省政府有关政策规定办理。
水利工程枢纽病害整治投资，原则上由业主单位和受益区分担，省可视情况适当给予补助。
乙类项目的建设资金，主要通过非财政性的资金渠道筹集。有条件的，可积极争取发行股票筹集建设资金。
项目建设必须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资本金制度，项目法人（业主）对项目建设全过程负责并承担风险。
公益性、经营性兼有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由审批单位在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中明确。
第十二条 市（地、州）、县（市、区）甲类项目主要由各受益市（地、州）、县（市、区）按受益程度共同投资建设；对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和省定贫困县的重要水利甲类建设项目，省通过多种资金渠道适当给予补助。
第十三条 积极鼓励各地区按自行筹资、自行建设、自行收费、自行还贷、自行管理办法建设乙类水利工程，经省政府批准后可享受“五自”水利工程的优惠政策。
第十四条 各级政府要在现有财政收入的基础上，提高水利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比重，确保水利投资随着财政年收入的增长而同步增长。
各级政府应按省政府《四川省水利建设基金筹集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建立水利建设基金。各级政府要切实收好、管好、用好水利建设基金。各级投入水利的周转金和水利建设投资的有偿使用部分，回收后要纳入基金管理，滚动使用。
金融部门要积极支持水利基础产业设施建设，确保用于水利基金产业设施建设的贷款计划资金到位。在有偿还能力前提下，各级有关部门要争取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用于水利建设。
国家投入农业综合开发和粮食自给工程、商品粮基地建设、扶贫开发等方面的资金，各地应适当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农田水利基本设施建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留的公积金，各村组应拿出一定比例用于本村、组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具体比例由村、组社员代表会议根据本地实际确定。
第十五条 在洪水灾害频发区的防洪除涝与治理工程，重点干旱缺水地区的水源工程，所在市（地、州）政府（行署）可按项目合理筹集资金。筹集方案须经省政府审批，并报国务院计划和财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六条 加快水利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更新改造的步伐。各级政府要将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更新改造，列入本地区水利产业建设计划，并按项目类别安排相应的资金。乙类项目除项目业主自有资金外，国家在更新改造计划的贷款额度中切块安排。水利工程折旧费只能用于还贷和水利
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不得挪用。

第三章 收费和价格
第十七条 实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取水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法缴纳水资源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是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单位。水资源征收和使用管理办法在国务院未制定发布之前，仍按《四川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执行，并适时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利
用经济杠杆作用促进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收取的水资源费要作为专项资金，纳入预算管理，按规定专款专用。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省有关政策中规定的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水土流失防治费、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河道采砂管理费、占用农业灌溉水源和灌排工程设施费、占用灌溉面积补偿费、占用水域（水源）补偿费、小水费管理费、渔业资源增殖费等行政事
业性收费，要加强征收管理，足额到位。以上各项收费的使用管理，严格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合理确定供水价格。新建水利工程的供水价格，要按照满足运行成本和费用、缴纳税费、归还贷款和获得合理利润的原则确定。原有水利工程的供水价格，要根据国家的水价政策的成本补偿、合理收益缴纳的税费的原则，区别不同用途进行成本测算，在3至5年以内调整到
位，以后再根据供水成本变化、物价上涨指数情况适时调整。由县级以上政府物价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水价。跨行政区域的水利工程由上一级政府物价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水价。水资源短缺地区的水价要适当提高。不同行业的供水价格应有所区别。
对节约用水的单位可在供水价格上实行优惠政策。
第十九条 水利工程实行有偿供水收费。农业用水按实际用水量收费；工业和城镇生活用水实行计量计收；用户必须按期交纳水费，对超计划用水的要加价收费。新建和更新改造的水利供水工程和取水工程，计量设施要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使用。未实行计量收费的现
有水利工程，要尽快安装计量设施。计量设施由供水单位、经营者投资安装并依法接受计量行政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条 合理确定水电价格。上网电价要按照合理补偿成本，获得合理收益的原则确定，并实行同网同质同价。其他水利产品的服务价格，由县级以上政府物价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合理受益的原则确定。

第四章 资产和管理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水利部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发布的《水利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按省水电厅和省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具体规定，对行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实施监督管理，并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权责明确的水利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系。要明
确界定国有股份和国有独资地方电力企业的国有资产产权，并进行有效管理。对集体所有的水利资产的保值、增值以及监督管理，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另行制定管理办法。
第二十二条 加快水利产业国有资产产权制度和经营管理模式的改革。根据“谁投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在清产核资、产权明晰、产权明晰、确保安全、发挥效益的前提下，国有水管单位要积极开展转让、租赁、股份等资产经营，优化资本结构，活化存量资本，扩充增量资金。供
水、电力、水产等企业要以产权为纽带进行资产重组，实行水利产业集团化经营和规模经济，滚动发展，增强社会融资能力和水利电力资产的市场竞争能力，形成水利电力产业投入产出的良性运行机制。乙类项目产权制度改革由本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项目审批部门、本级改革职能部门、
国资部门审查批准，甲类项目产权制度改革应转报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甲乙两类项目设立股份有限公司须报经省政府授权部门批准。
有条件的水工程供水和城乡供水可以县为单位组建水利供水公司，跨流域、跨地区的可以按照股份制原则，组建水利供水集团公司，实行引水、蓄水、供水经营一体化管理。
水力发电可以县为单位组建电力实业公司，或以流域为单位组建电力开发公司，鼓励跨流域、跨地区组建电力集团公司。
水产行业可以组建产、供、销、加工一体化的水产企业或企业集团，推进产业化进程的股份制企业发展。
第二十三条 水利工程维护运行管理费用，实行分类管理。甲类项目的维护运行管理费，由各级财政预算支付，乙类项目的维护运行管理费由企业经营收入支付。
第二十四条 在水价提高以及与乙类项目有关的水利行政事业性收费足额收取后，乙类水利建设项目管理单位要逐步转变为企业。
第二十五条 各级计划、财政、审计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水利各项收费资金征集、使用的监督和管理。财政部门定期向同级计划、水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水利建设基金的征缴情况；水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水利收费资金的使用报表；审计部门定期对水利收费资金
征缴、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各级财政、审计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应认真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切实履行职能。有关单位应积极配合，如实提供有关资料，不得阻碍财政、审计和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政职权。

第五章 节水和水资源保护
第二十六条 贯彻实施国有取水许可制度，将取用水纳入计划管理轨道。凡利用水工程或者机械提水设施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水的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严格遵守国务院《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和《四川省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全省取水许可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市（地、州）政府（行署）、县（市、区）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取水许可制度的组织实施和监督管理。
第二十七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是同级政府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和指导、监督城乡节水工作。国民经济各行业都必须贯彻国家和省规定的各项取用水制度，大力普及节水技术，节约用水。取水单位应按照批准的取水量取水，严格执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
第二十八条 农业要大力推行节水灌溉，努力提高灌区配套和渠道防渗，提高水利用率。积极推广喷灌、滴灌、渗灌等节水技术，新建水利工程必须有先进节水灌溉技术的方案，已成工程也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扩大喷灌、滴灌、渗灌面积，尽快改变大水漫灌等浪费水资源的灌溉方
式。银行和项目审批单位对节水项目要优先立项和安排贷款。
第二十九条 水资源短缺地区要适度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严格限制高耗水产业的发展，新建高耗水项目，必须有计委、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供水可行性论证，否则不得立项建设。
第三十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按照《水法》有关规定，认真履行水资源保护和监督管理职能。任何单位或个人在开发利用水资源时，要统筹兼顾、维持江河的合理流量和湖泊、水库、地下水体的合理水位。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制定地表水和地下不沂度开采计划，严格管理保护地
表水和地下水资源（包括矿泉水、地热水等）。
第三十一条 按照《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及《四川省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水利产业规划、环保规划时，依法对生活饮用水源、风景名胜水域、重要渔业水体尤其是珍稀鱼类（水生生物）具有特殊
经济、文化价值的水域水体划定保护区（江、河段），采取综合保护措施，保证区的水质符合有关规定。
凡生活、生产活动及建设项目会造成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破坏，危害水利设施安全的都要采取防治措施；已经造成危害的，要负责治理并承担全部治理费用。在江河、湖泊、水库、渠道等范围内设置或改建、扩建排污口，必须经环保部门同意和具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二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支持科技、教育单位和科技人员开展对水利产业、水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等的研究、应用，推广先进适用技术；要鼓励水利科技、教育单位以及水利科技、教育工作者对水利产业实用技术的研究和推广。重点是大中型水利工程的关键性技术、防洪抗旱
减灾技术、河道整治技术、山地灾害防治技术、清淤技术、灌溉节水技术、水环境监测技术、生物处理水污染技术、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技术与综合利用、污水排放技术、渔业环境监测等技术，以及水利产业基础建设的新材料、新结构和新工艺。
要不断提高水利勘测设计、工程管理、水文监测、情报预报等技术设施与装备的现代化水平，逐步建立水利信息网络。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方案由省计委会同省水电厅负责解释。实施中遇到的问题由省计委会同省水电厅负责协调。
第三十四条 本方案经省政府批准之日起施行。有效期到2010年。



1999年4月29日
论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定位
李云峰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配置，即如何划分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间的行政强制执行权限，是行政强制执行立法的重点和难点。笔者认为，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时期，对此不能照搬外国模式，既不能扩大行政机关现有的行政强制执行权，也不能削弱或取消人民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权，而宜定位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在一般情况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特别授权的则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格局。
一、我国现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是在总结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形成的，有其自身的特点。
　　“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反映。任何两国的法律制度都不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1在我国，既没有“司法权优先”的法律传统，也没有“行政权专断”的现实基础。因此，不可能象早期的大陆法系国家那样统一将行政强制执行权交给行政机关，或象英美法系国家那样原则上交由司法机关实施，而必须根据民主法制建设的进展，在两类机关之间进行权限上的划分。
　　“法制是一种不断发展历史过程，是一种实践，是一种传统”。2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的长期实践看，八十年代末，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深入，广大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司法体制不断完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逐步形成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整体。一方面是人民法院在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职能日显突出；另一方面是行政机关的管理事项不断增加，日趋繁杂，而自身的条件又受到诸多限制，逐渐认识到依靠人民法院实现其管理职能至关重要。如主动要求人民法院到其单位设立执行室等，这虽然在形式上欠妥，但却反映了行政机关渴求司法服务的意愿。正是在这种现实背景下，我国继《行政诉讼法》六十六条作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的规定之后，在《行政处罚法》的第五十一条又进一步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就是说，人民法院应行政机关申请，不但可以执行行政机关无强制执行权的非诉行政案件，而且有权执行行政机关享有强制执行权的非诉行政案件。
　　综上，我国的这一现行执行制度相对于外国是不同的。一是在主体上，定位于在一般情况下为人民法院，法律特别授权的情况下为行政机关。这既有力地监督了非诉行政案件的强制执行，又避免了不切实际地加重法院工作量。它与英美国家只能是司法机关显然不同。在英美法系国家，将行政强制执行权作为司法权的一部分，原则上全部权力归司法机关。除法定的特殊情况，行政机关在相对人不履行义务时，只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以命令促使其履行。它与大陆法系早期的德奥国家相比也不同。在这些国家，实行行政命令权与强制执行权合一，原则上行政强制执行权交由行政机关实施。二是在程序上，我国以行政机关的申请启动执行程序，而不是“诉讼”。这既能够对行政决定作必要的审查，及时制止行政违法，防止行政专横，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又简化了程序，及时执结行政决定，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从而克服了外国执行制度的弊端。其具体优越性，本文第四部分另作详述。
二、限制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非诉行政案件的权限，强化人民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地位，这是保障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现代法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权利的两权分配与制衡。科学地调整、配置国家权力，保障经济发展，是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点；规范国家权力，保护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是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心；依法行政，制约、控制行政权力的扩张，防止行政权的滥用，则是推进民主法制建设持续不断深入开展的关键。“尽管国家行政机关依法代表国家行使行政管理权，但它毕竟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不应该过多地拥有另一方当事人所没有的权力，否则必然造成权力的滥用。”3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加大民主法制建设的力度，必须坚持推进依法行政，将国家各级政府的行政机关的公权力，牢牢置于“法治”的监督和制约之下。这种“法治”的监督，应该是对其执法活动全方位的、自始至终的监督。不仅要监督其作出的行政决定，而且要重视其执行的监督。列宁告诫人们：“究竟用什么来保证法令的执行呢?第一，对法令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令加以惩罚。”4实践证明，司法监督无疑是对执行行政决定最有力的监督。
　　再从行政强制执行的特征来说，它是实现行政决定的手段，是行政权的延伸。它虽在行政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自身在客观上又具有扩张性、易腐性以及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权性。尤其是失去司法监督、制约的行政决定权与执行权合一的强制执行，一旦造成社会危害，其后果往往难以弥补，必须对此慎之又慎。因而我国现行的单行法律根据《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的原则规定，在强制执行权的具体配置上，“对一些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需要强制执行的情况，法律一般规定由各主管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但此类规定只限于少数行政机关，其他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个别对个人、组织的权益关系特别重大的，法律规定也要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凡是行政机关没有得到强制执行授权的，一律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5这些规定，既注意发挥行政机关自身的优势和能动作用，又立足于强化司法监督，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其权力的配置是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符合民主法制建设发展趋势的，当然也是符合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
三、行政机关的自我完善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其执法活动大多存在较为严重的滥、乱、差，不宜扩大其强制执行权限。
　　所谓滥，是说行政机关滥用强制执行权，利益驱动、部门保护主义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的现象时有发生，把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变成为单位、为个人谋利的特权；所谓乱，是说某些行政机关随意设定执行权，严重破坏法制的统一、法律的尊严；所谓差，是说有些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素质较差，办案质量差。长期以来，行政机关习惯于行政手段管理社会，法制观念淡薄，缺乏严肃的法律意识。除公安、税务、工商、交通等部分行政机关外，有些至今还没建立起一支执法队伍。一些临时配备的工作人员不但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甚至不懂执法的基本程序。例如，自1989年至1999年10年间全国各级法院“在各类一审审结的行政案件中，原告胜诉率达40％。”6如果连同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撤诉计算在内，被告败诉率达50％以上。因此在当前行政执法人员素质较低的情况下，不宜扩大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权。否则，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维护社会秩序。非但不能发挥行政强制执行的作用，反而为行政专横、腐败提供了手段，当然更谈不上提高行政效率。这是因为行政效率的提高，是以确保办案质量为前提的，否则就失去了效率的基础。
　　有人提出，当今世界各国，多以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权为主，这是与外国接轨的需要。笔者认为，在立法过程中，借鉴外国经验要符合我国国情，不能笼统地谈“接轨”。“‘接轨’的主要应是国际公约和国际关系中共同遵守的准则。借鉴应是外国法律中符合我国国情的部分。”7“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同样适用于立法工作，外国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好的，都是可用的。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也不见得成熟、完美无缺。如对美国司法制度里著名的“米兰达警告”，至今还在争论不休。尽管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重新对这一自1966年确立的证据制度作出维持的裁决，“法学界人士、警察团体及众多执法官员却对这一裁决表示失望”。“它不但会鼓励罪犯使受害者利益受到损害，而且还将使法院无法采纳有关真实的证据，从而动摇人们对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尊重。”8
　　其实，仅就行政强制执行权的配置来说，当今世界一些国家也都根据现代法治精神，顺应历史发展之潮流，力求控制行政机关执行权限，扩大法院的介入力度，鉴于篇幅所限，不作赘述。
四、在此人民法院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权，既保障行政决定在任何执行过程中遇到曲解或阻力时能得到有效制止和纠正，充分发挥行政职能的作用；又保障相对人权利免受不法执行行为的侵害，并能得到有效救济。
　　自1989年至今，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积累了十余年的行政审判和非诉行政强制执行经验，造就了一支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干部队伍，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执行程序。1996年4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处理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案件分工问题的通知》，即法发12号文；同年9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又下发了《关于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6]12号文件，做好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工作的通知》，即[1996]法行字第12号文；2000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实施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除适当放宽了行政机关申请强制执行的条件外，对这类案件审查的程序、适用的法律、执行的时限等都作了明确严格的规定，还增加了申请执行前的财产保全条款。这对确保审查质量和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都提供了有力保障。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月14日又进一步制定实施了《关于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强调了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部署或者辖区具体情况适时组织集中执行和专项执行活动，统一调度、使用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力量。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部署，加强了执行机构建设，充实了执行人员和司法警察以及执行装备。以山东省各级法院为例，到1999年底，全省法院专职执行员(不含司法警察)达2672名，占全省法院干警总数的13％。9
　　事实是最好的说明。通过上述努力，执行工作一年胜过一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对于申请执行的非诉行政案，各级法院行政审判人员严把审查关。对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和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裁定不予执行。对应予执行的，及时作出准予执行的裁定后，开展社会宣传和法治教育，促使被执行人自动履行。1994年8月至1999年8月，山东省各级法院五年共审查、执行非诉行政案75663件，执行标的达36547.73万元。其中80％以上是公民经说服教育自动履行的。10对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由行政庭移交执行庭严格按照法定程序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执行，大大提高了执结率。1999年全国各级法院连同民事、经济等共依法执行了各类强制执行案件264.5万件，执结标的金额249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9％和37.8％。?中国这一特有的非诉行政强制执行制度收到了明显的社会效果。一是通过司法监督，保障了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二是经过宣传教育使绝大多数非诉行政案得以自动执行，减少了执行阻力，维护了社会稳定。三是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法律的威慑，使案件得到及时执行。这不但无须行政机关建立专门的机构，精兵简政，省时省力，而且确保了行政行为效力的实现。四是法院的审查执行推动了非诉行政执行工作的健康发展，执行又促进了法院行政审判工作的开展。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的工作，得到了行政机关的支持和广大群众的赞誉，增强了行政机关执法人员的司法观念，提高了广大公民的诉讼意识，改善了行政审判的工作环境，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但是有人提出，目前应改变行政强制执行权由人民法院和行政机关共同实施的状况，将非诉行政案件完全交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其主要理由是，法院对非诉行政案的审查和执行，使行政执法过程缺乏连贯性。管理相对方的违法行为有日益增多的趋势，而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或赋予的义务不一定能实现，相对人不履行是司空见惯的。遇到此种情形即申请司法机关执行，就会中断行政过程。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支持的，其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行政执法的连贯性是指行政主体在执法活动中应严格按照法定的时间、顺序、步骤进行，不能随意中断、跳跃，一个阶段与另一个阶段应保持承继关系。它强调的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执法活动。而行政强制执行权与行政决定权或者说与行政处罚权，是各自独立的两个权能，二者遵循的程序不同。行政强制执行虽需要以行政决定(行政处罚)为依据，但行政决定(行政处罚)能否进入执行程序以及由什么机关执行都需法律另行作出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分离的，不存在包容关系。更何况行政机关所作决定(行政处罚)，并非能够全部进入执行程序，相对人有可能提起复议或诉讼，有可能因其违法而被撤销。这能说是中断行政过程吗?能说是缺乏连贯性吗?再者，从依法行政的角度说，处罚与执行相分离，是行政处罚法的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有行政决定权并非意味着有以强制手段实现其行政决定的权力，非以法律授权而不可为之。否则，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处罚)之后，如果相对人不自愿履行，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根据法律特别授权自行强制执行或依法移交法定的其他行政机关、组织强制执行。二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唯有如此，才符合行政法的基本法则——依法行政原则。这与中断行政过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相提并论。
　　此外，这种行政决定(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连贯性”、“不可中断”论，早在二战前德、日行政法学家就持有此论。但二战后，随着民主的发展，这种观点日益受到批评。德国和日本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应把行政命令与实现命令的强制执行权视为各自独立、互不牵连的行政行为。若需执行行政强制则非有法律上之根据不可。?“在当今日本，并不是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可以自行强制。以田中二郎为代表的大多数日本行政法学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回到一般市民法原则上，请求法院的帮助。”?
　　总之，行政强制执行的立法，应使人民法院在非诉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明确和加强；应该明确规定严格控制增加行政机关新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其具体权限配置，应该遵从《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和单行法律的规定，保持法制的统一。诚如是，建立在中国客观现实基础上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将得到完善和发展，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注：
　　1(美)格伦顿·戈登、奥萨魁著，朱键、贺卫方、高鸿钧译：《比较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2张春生、阿喜：《准确把握“法治”的含义》，载《中国法学》1986年第5期，第5页。
　　3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3页。
　　4《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8页。
　　5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6页。
　　6《行政审判十年》，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4月13日，第3版。
　　7邢同舟：《加快立法步伐提高立法质量》，载《法制日报》1997年7月11日，第2版。
　　8杨磊：《“米兰达裁决”有人喜有人忧》，载《法制日报》2000年6月29日，第4版。
　　9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尹忠显2000年1月11日在全省法院院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改革总揽全局》。
　　10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郝明金《在全省法院第三次行政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9年8月20日。
　　?肖扬：《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在2000年3月1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法制日报》2000年3月20日，第1版。
　　?应松年：《论行政强制执行》，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3期，第10页。
　　?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