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蒙古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关于植物检疫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２年５月９日 生效日期１９９３年４月１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蒙古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经过友好协商，为了有效防止植物检疫性病、虫、杂草传播蔓延，促进和发展两国在植物检疫方面的合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缔约双方应在各自领土上调查农业和林业作物感染本协定附件中所列的植物检疫性病、虫、杂草（以下简称“检疫性有害生物”）的情况，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化学、生物、农业的各种方法）以控制或肃清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发源地。

　　第二条　缔约双方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通过植物和植物产品或其他途径将本协定附件所列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传入对方领土。

　　第三条　本协定的执行单位：
　　中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总所。
　　蒙方为蒙古国农牧业部植物保护和植物检疫局。

　　第四条　缔约一方对输往缔约另一方的植物和植物产品须进行认真检查，并由输出国官方检疫机关出具检疫证书，证明其不带本协定附件所列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但不排除进口国有权对进口植物和植物产品进行检查和采取必要的措施。
　　缔约双方进行贸易时，包装材料要避免利用稻草、稻糠、叶子和其他未经加工的植物材料，可利用木屑、刨花、纸等。
　　双方进口的植物不得带有土壤。

　　第五条　缔约双方交换的一切植物和植物产品，包括赠送、科学交流、外交使团和其他代表机构使用的，也必须遵守本协定。

　　第六条　从缔约一方输往缔约另一方运载植物和植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应认真清扫。如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污染时，要进行消毒处理。
　　缔约一方输出的植物和植物产品从缔约另一方过境时，须附有植物检疫证书。

　　第七条　缔约双方应在各自领土上指定边境检疫所，对输出、输入和过境的植物和植物产品进行认真检查，防止传带检疫性有害生物。

　　第八条　缔约双方同意：
　　１．交换有关植物检疫的法律、规定、制度以及科研成果。
　　２．相互通报在缔约双方边境地区检疫性有害生物的调查结果和所采取的防止措施的情况。
　　３．当缔约一方发现新的检疫性有害生物时，须及时通知缔约另一方。如果双方认为必要时，可共同进行防治。

　　第九条　经缔约双方同意，可对本协定附件中规定的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单进行修改和补充。

　　第十条　为解决本协定执行中的实际问题，交流两国植物检疫方面的科研成果和工作经验，经缔约双方协商后，在对等互惠的基础上，可派专家互访和轮流在两国召开会议。国际旅费由派出一方自理，专家访问和会议期间的食宿、交通费由东道国负担。

　　第十一条　根据本协定进行的各项活动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国各自的植物检疫法律和法规。
　　本协定的条款同缔约各方与其他国家签订的植物检疫协议和参加国际植物检疫和植物保护组织所承担的权利和义务无关。

　　第十二条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完成各自的法律程序并书面相互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后开始生效，有效期为五年。如期满前六个月，缔约任何一方未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自动顺延五年。
　　本协定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九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蒙古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字具有同等效力。如缔约双方对本协定在解释上有分歧，应以英文为准。
　　注：附件略。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法律程序，本协定于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七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蒙　古　国　政　府
　　　　全权代表　　　　　　　　　　　　全权代表
　　　　马忠臣　　　　　　　　　　　　扎·乔音霍尔
　　　　（签字）　　　　　　　　　　　　（签字）
【案 情】


某公司注册地在某市A区，此前因股东纠纷发生公司解散诉讼，在B区人民法院审理，该诉讼生效裁判查明并确定：虽然该公司注册地在A区，但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B区。现公司股东刘某因公司破产清算诉至法院，认为相关纠纷应由注册地的A区法院管辖。


【分歧】


该案审理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案应依据公司注册地确定管辖；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司的主要营业地和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


【评 析】


笔者认为，该案应由公司注册地的A区人民法院管辖，理由如下：


第一、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应是静止的，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明是常有状态，因此，公司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够被法院的生效法律文书所固定。


第二、对公司主要办事机构难以查明的，应认定公司主要办事机构不明确。本案中，双方证明住所地的证据包括：营业执照、章程、一审法院民事裁定书、民事判决书、该公司2009年股东会决议、A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0年备案通知书、2005年公司员工名册、2005年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司清算组会议纪要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对于此时已被解散的公司而言，时间在后的证据应比时间在前的证据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而不宜片面依据此前生效判决的认定。此时无法判断公司的住所地，应视为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明确。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相关规定均可说明：公司主要办事机构不明确也是一种可经确认的法律状态，无需在审判中由法官确认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第三，在市场环境多变的情况下，公司注册登记地应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实际上，公司住所地的变更都要求进行变更登记。《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公司变更住所的，应当在迁入新住所前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新住所使用证明。”《企业年度检验办法》规定企业年检事项包括“公司改变住所是否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未按照规定进行变更登记本身就存在过错，如果被诉公司以主要营业地和公司注册地不一致为由，要求在主要营业地审理的，不应该予以支持。而为了引导公司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在立案考虑管辖地时，注重注册地的地位也显得实为必要。在双方对公司住所地存在争议时，就应由其注册地人民法院管辖，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和公司清算案件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公司住所地是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办事机构所在地不明确的，由其注册地人民法院管辖。”


（作者单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