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封建统治思想对依法治国的阻碍

作者:天长市于洼卫生院 丁寿生


关键词:封建统治；法治；民主；人权。
内容提要
传统文化的产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法治文化也不能例外,特定的文化产生着相应的法治思想,封建统治思想在我国的形成有其特定的自然和生产条件决定的，有着极其浓厚的基础，传统文化对于思想的形成作用是具大的,要实现法治社会必须树立法治意识，封建统治思想与法治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不彻底消灭封建统治思想，就不可能建立法治化社会,如果立法脱离了对民众思想的改造,就不可能取得满意的效果；没有民主政治的建立,就不可能有法治社会的实现；法治是民主政治丰富内涵的集中体现，也是承载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我国的法治社会的建立，是一个曲直的过程,对于人权的保障才刚刚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才理性地回归到法治社会建立的过程中来；我国法治社会的建立一定会实现。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而所有伦理纲常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封建独裁统治,这一传统生生不息,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的彻底改变。然而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须经历的历史过程，自觉抵制封建统治思想应当成为当代青年,尤其是法律工作者应该具有的品质,那么，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那些呢？
我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历史，我国距法治化社会的实现还相当的距离,回顾百余年的沧桑历程是为了更好地推进依法治国，令人遗憾的是: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文化精英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至今没有认识到或者是不愿意承认这样的现实；他们要么在潜意识里抵制西方法律文明,用许多封建的东西麻痹自己或变相灌输着别人的思想，要么照搬西方的法律文明，试图用拿来主义实现中国的法治化社会；一些文人们，不惜粉饰甚至篡改历史,美化时弊现实，以此争夺人们的“眼球”，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所谓英雄人物身上,恨不能让康熙、乾隆再世（影视表现尤为明显），似乎有了他们的英明“统治”,中华民族就有了振兴的希望；许多官员对于被别人称为“青天大老爷”、“父母官”感到颇为自得；官员们把法治理解成依法治理、以法而治，目的在于以“法律”统治国家，合乎统治需要的就合法，不合乎统治需要的自然也就非法了；许多专家习惯上认为“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也就有说法律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也就顺理而成章地把法律作为了专政的工具，而专政是需要有特定对象的，如果没有了“敌人”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所以需要不断地树立“敌人”，甚至是假想的也在所不惜；殊不知，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尤其是近代的闭关锁国的国策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繁荣，反而使“天朝”受侮辱，民族被欺凌。只有在理性回归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才初步体会到成功的喜悦，因为唯有法治才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的规制，只有法治才可以最为有效地让权力摆脱野蛮和任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宪政”，国家的经济建设才能走向正轨，才能国富民强,才能实现“以人为本”；没有民主的法治不可能是真正的法治，在专制体制之下,法已经伦为权力的奴仆，法已经被权力拥有者任意改变着，这里的法律实质只能是统治者的手中工具，法律就像一个被强奸的少女，更为可悲的是:这个少女还必须承认强奸者行为的合法性，她必须向世人大喊“这是一种爱”，这是法律的悲哀，更是民族的悲哀，改变这样的局面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
　　为了深刻理解我国的“法治”社会的前进过程,我们有必要大体上了解我国的古代“法制”，人类社会总是要不断向前发展的,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最终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当人类生产成果在满足个人需要后有了“剩余”之后,社会分工成为必然,为了追求所谓的“公平”必然需要“规则”,“管理者”的形成已经成为一种必然,随着原始社会的崩溃,法制文明的起源也同时出现。
　　纵观我国古代法制文明的起源及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型的等级结构”。 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扶植，由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必然会架起宝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家族制度的模拟和扩大（这实际上就是家国一体），也就是说以“大家长”的代表——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拥护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观念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专制的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乃至于天罚神判的迷信思想,无一不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统治者自然把这些理论和观念当成“国家”的最高利益加以弘扬和扩大,凡是宣传这种思想的人就被“御封”,被“恩荣”、“赏赐”不懈运用“国库资金”为之“树碑立传”,对于那些所有“异类”思想者打入大牢,甚至灭门九族。把封建统治者的愿望上升到“国家意志”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惯用手法,它一方面与专制政体一起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与礼教相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让被统治者们不得不承认统治者的合法性。以所谓“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孔子的君臣父子关系被认为是统治中不可缺少的“大伦”。孟子又继承了这一思想，把君臣父子关系依然看作是最根本的二伦，并进一步提出了“人伦”的概念。孟子认为“人伦”是人的本性，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换言之不按照如此的“人伦”也就不是人了，所有这些的目的在于让人们:“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苟且偷安的心态，然而和则忍，退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为了满足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要，过去和现在这样的思想家层出不穷,而且被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所推崇，极少例外。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在这个人权力的阴影下荡然无存。因此中国没有长出权利和民主的观念，也失去了生长出法治的机会。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臣民们已经习惯了顺从（顺从的结果必然也带来盲从，俯首贴耳、察言观色便是顺从带来的负面效应，成为我们民族心理中劣根性的重要一面，导致我们的民族缺少创新，个性缺乏伸张）、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即使在现代法治的今天,许多民众仍然普遍存在着法即是刑的观念，他们仍然不敢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也不可能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更不可能不卑不亢地与政府对话,即使喊冤也必口口声声乞求“青天大老爷”为小民作主。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乃至于对所有的过去的“上喻”、“最高指示”和今天的“红头文件”一律接受，不敢“越雷池半步”,唯恐惹来杀身之祸,而且这样的事情过去和今天经常发生,这就导致“小民”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不敢追求，至于至关重要的“选举权”更是天上的太阳,远远看着是可以,真正实现是万无可能的,“参政议政”简直是天方夜谭的事情,更是绝对可望不可及的，什么“天赋人权”、“契约自由”、“法律平等”、“权利制衡”那些只能是西方的神话。
　　既然要对王权或皇权进行至高无尚的极力维护,所有可能给统治者造成不利的言行必然成为严厉打击的对象,过去的思想犯与后来的政治犯都是专制统治的必然产物，例如《孝经.五刑章》称:“五刑之属大于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再如《礼记.王制》载,商代有乱政、疑众等罪名规定:“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所谓乱政罪,主要包括三种政治性犯罪:一是随意曲解或破坏法律政令；二是扰乱法定名份或变乱政制法度；三是利用旁门左道干扰统治秩序。疑众罪则包括五种蛊惑人心、制造混乱的犯罪行为:一是制作违禁乐舞、奇装异服、奇技淫巧；二是言行虚伪狡诈又巧言辩解；三是坚持习用并宣扬违法理论；四是顽固顺从非法事物且文过饰非；五是假托鬼神、祭祀名义而悖礼逆制。凡此种种,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专制统治的手法之恶劣,这种灭绝人性的封建专制统治手段,在一代又一代的统治者手中变得越来越完善,时至今日,我们还很难从中彻底解脱出来,许多所谓的传统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几千年传统专制观念积淀成一种凝固的民族心理，至今仍是根深蒂固的，它与现代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产生严重的冲突，成为阻碍当代社会走向现代法治的重负。一是“人治”、“权大于法”观念与“法治”、“权力必须受法律约束”观念的冲突。二是传统法观念与现代法观念的冲突。三是等级观念与法律平等的冲突。四是许多案件受宗法家长统治影响，诉讼“私了”，甚至公然抵制公正执法，成为执法的拦路虎。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经常秉持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理，除非与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或者对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诉诸于法院的,况且即使诉诸于“县大老爷”或法院,他们最终得到的可能远远不能弥补既成的损失,因为“官”就“法”,老爷不是“青天”就是混蛋,“青天”也好,混蛋也罢,是非曲折任凭他们说了算,在此情况下，如果他们不能买动混蛋或感动“青天”,他们只能是“听天由命”。“立场中庸”，“不偏不倚”，不敢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唯恐惹祸上身,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
总而言之，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生产方式，皇权统治从来都是统治中国的主要形式,否则，中国的法文化传统就不会有如此巨大的顽固性。正如亚当·斯密曾所说：“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的马可·波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可·波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
　　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再来看看近代中国的“法制”建立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是在英国凭借坚船利炮攫取了领事裁判权,面对“外人不受中国之刑章,而华人反就外国之裁判”的窘境,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天朝大国尊严扫地殆尽的悲残境地,义和团“闹”的如火如荼，眼看自己的“政权”欲坠、江山不保，为了达到“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之目的,以“大权统于朝延,庶政公诸舆论”为出发点,在“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不易,永远尊戴”的保证的前提下,以“中体西用”、“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的形式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法律”。这种形式上披上西方法律外衣，而实际上仍是走封建的老路子的所有立法，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与破坏封建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
　　自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中国要么处于军阀割据,互相残杀,要么“起义”革命不断,所有的暴力革命的共性是:革命不仅是打破社会旧秩序的过程,而且必然是否定法治的过程,在这种状态下,所有正确的法治思想或理念只能是昙花一现,绝对不可能实现所谓的法治。国民党政府前十年的立法:《宪法草案》（五五宪草）、《民法典》、《刑法典》、《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的草拟和颁行，为国民党政府的法治发展奠定了基础。尽管它有继承中国法律传统，吸收西方先发达国家立法成果，实现中国法治（国民党政权所追求的法治）的一面，但是，这样的立法在“蒋先生”的独裁统治下，也变成了维护“家”天下的工具，所有法律在特务眼里都是废纸一张,这里的法律又能有什么用呢？
　　而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建国初期对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全部内容一律加以废除（这样做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苏联法学的全面引入，并不使“社会主义的法”融入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更多的极端给法制造成极大的破坏，法律留于纸上（甚至干脆不去制定什么法律），“公”、“检”、“法”被彻底砸烂,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革命才更有“彻底性”，现实生活中充斥着法律虚无主义的观点,除《婚姻法》之外,仅有一个连国家主席性命都得不到保证的所谓《宪法》，如果没有足够的民众“基础”，这样的事情能发生吗？所谓“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政府其实是人民的镜子,什么样的人民才会有什么样的政府,政府又反过来作用于她的人民，出现十年皓劫这样的悲剧的是封建独裁的最高表现形式，所有表象上的“社会主义”实质上的封建的东西被推向了极致，把封建的东西当成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加以灌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改变的。
中外法的观念形态、价值判断、行为模式上存在着明显对立与差距，舶来的法律如果不能与被中国传统法文化真正地加以吸收，在社会生活中是就难以找到有力的支点，也不可能扎根于民众心中；建构于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法”是无法在自然经济（实质是封建经济）的土壤中生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没有也不可能通过社会革命而完全割断，社会形态的变化对文化会产生影响，但无法更改传统文化；我们还应该看到，思维方式因素对立法有着立竿见影的功效，它直接指导、设计着一国法律制度。这也就是至今仍然有数量众多的官员们把依法治国的本意就是用“法律”手段去统治人民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试想，在一个法律只是要求人们尽义务，却没有对人们的权利予以基本维护的社会里，人们又怎能形成对法律的信赖呢？如此轻视民众权利的做法，又怎么能够唤醒民众的守法意识呢？
由此可见，无视本国实际，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已经被事实证明这是失败的。
　　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法之源本乎礼教”，“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
　　即使到了1979年前后，还有学者坚持认为：“人权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和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再提“尊重人权”，“争取人权”的口号，实际上是向党和政府“示威”，是意味着要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去，国人对于人权意识的淡漠乃至于“恐惧”有此略见一斑。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中国政府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才重新使用“人权”概念。1991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发表题为《中国的人权状况》的白皮书，阐明了中国关于人权问题的原则立场和基本政策，并且指出，人权是一个伟大的名词，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和崇高目标。
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一直到了2004年的十届全国人大才听到“以人为本”的说法,这是迟到的爱还是恰到好处,我是不到而知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又怎么能够被老百姓“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老百姓所看到是权永远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是世间“常理”，他们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环境,他们对由此导致的权力腐败，要么听之任之,要么以“非”对“非”，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就采取群体上访、群体闹事、堵塞交通、冲击党政首脑机关,甚至寻求“暴力革命”，试图讨回自己的公道，当人们不能从法律上寻求到自己的保护神时,对权力便产生了“崇拜”，保护自己是人的天性追求，为了得到权力保护，人们由顺从而肓从，或者干脆把法律当成骗人的东西，也就顺理成章了。
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认为，守法精神的形成关键在人要有守法的愿望和动机，而这种愿望和动机又缘于人们对法的信仰，他说，“说这种动机基础是人格因素的一个部分，绝不等于说他是天生就有的。它不过是通过灌输（社会学家所谓的社会化）被固定在个性之中的东西，因此，它如果没有灌输这种社会性的相互作用过程便得不到产生，而且这种灌输如果没有社会的人们期待和要求，这种动机基础的价值观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它如果在社会中得不到某种程度的普及，近代法就不能在现实中形成社会秩序并维持社会秩序”。
　　法治的基础从来就是与政治权力的制约是分不开的。没有对权力的规约，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依法治理就无从谈起，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孟德斯鸠认为，实行法治的根本所在就是要解决国家权力配置问题，在任何社会，权力必须受到约束。他强调法律在政治社会中的权威性和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性。他说，对公民自由和安全权利最严重的破坏来自权力的滥用，只有在权力不被滥用的地方，公民才有安全的自由。他认为:“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博登海默也说：“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与道德界线的诱惑”。
　　反观百年的法治之路，笔者认为：没有社会根基的形式上的制度移植，不能解决中国的法治问题；没有整体的综合的治理靠机械模仿，不能造就理想的法制环境；没有法治教育方法的改革,就不可能造就理想的法治学术氛围；没有学术上的真正意义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不可能营造一个良好的执法和守法氛围；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就不可能实现法治化社会；普天之下只有一个声音喊不出真正的民主；要有百姓的民主,首先需要让敢于要求民主的精英们能够得到民主；所有为封建统治歌功诵德的行为都应该被每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所抛弃，知识分子应当担当开启民智的历史使命，没有千万民众的积极参与，真正的法治社会不可能从得以实现。
　　暴力有可能迅速实现“改朝换代”的目标，但是,对于封建统治者文化毒害的消灭，绝对是无法在短期内实现的。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当我们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必然遇到公开的或者无形的、潜在的、顽固的抵抗（这种无形阻力更可能来源那些既得利益者,许多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们,往往回过头来反对继续深化改革,这与用民主的旗号打倒敌人后,自己又来实行封建统治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我们借鉴先进的法律制度，总需要有艰难曲折的本土化过程；当理论上完美的新法律制度被设计出来运用于实际生活，原有的习惯往往将其改头换面得千疮百孔……主要缘由是法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因为“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它积淀在每个现代人的心灵深处，流贯于每个人的周身血液，外现于人的各种行为方式和人际关系，并物化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习俗、规范以及形形色色的物质和精神产品里。当代人无时无刻不置身于文化传统的强大氛围之中，感受着它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借，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
　　中国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必须经常不断地消除封建统治思想的余毒,必须正视现实生活中封建统治思想的存在，如果封建统治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就不可能实现法治化社会,惟有思想观念的改变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形势,当今的法治教育模式必须加以彻底的改变,普法的重点应该是:教育人们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有让每一个公民知道维护自己的权利,才能使他们懂得什么是自己的义务？只有让民众在法治社会中得到更多的实惠,才有可能使他们尊重法律的尊严,而不是相反；如果每一个公民能够意识到法律是他们的保护神,那么,我们还担心法治社会不能实现吗？法治社会的实现不可能是“官员”推动的结果，惟有广大民众的参与才有可能实现法治化社会，开启“民智”关键在于“维权”而不在于“顺从”,“以德治国”不是没有必要,而是不应该把它与“以法治国”相提并论,在当前环境下,把两者置于同样位置的结果可能是弱化以法治国,实际上,中国几千年“以德治国”的历史,已经被实践证明不能适应今天的国际形势,民族的兴起离不开法治社会；法治离不开政治,但是把政治凌驾于法律之上,既是政治的不幸，也是法治的悲哀；法治也不是政策,法治社会的实现需要宪法的保障,宪法的形成来源于全社会的共识,她应该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通过协商、妥协达成的对社会稳定与发展有利的一项根本制度，协商的结果是一种共识,并不能等同于思想一致,不应该是一种强权或者特定的政治观念强加的结果,不同政治观念的存在既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所有政党或政府都应该在“宪政平台”之内活动,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
如果说清末的“修宪”、“立法”掀开了中国近代法治的“盖头”，成为近代法治的启蒙，那么,是否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才有了对法治认识的理性回归？伟人邓小平痛定思痛，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批判了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的人治思想，不断强调“要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随后法治思想才得以逐步深入人心，我们终于迎来了十六大报告的特别强调“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今天，我们才真正感觉到了“以人为本”政府的出现，我们有理由相信:真正法治化社会的实现已经来临。十六大确立的“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0一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目标一定可以实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本文的观点有什么看法,欢迎来信或email给予批评指正,本人表示衷心感谢.联系方式:安徽省天长市于洼卫生院;邮编:239326;电话:05507671396;email:wm44855@sina100.com或者dingshousen@mail.china.com






　　


山东省淄博市人大常委会


淄博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
淄博市人大常委会


（1993年9月19日淄博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1993年9月28日山东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规划的编制与审批
第三章 新区开发与旧区改建
第四章 建设用地规划管理
第五章 建设工程规划管理
第六章 规划管理与监督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科学制定城市规划，加强城市规划管理，合理进行城市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和《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办法》及有关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各项建设，都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城市规划区是指城市市区、近郊区、省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开发区以及在城市行政区域内因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确定的机场、重要交通设施、城市水源地、风景名胜旅游区、历史文化遗存区等规划控制区。城市规划区的具体范围，由市、县人民政府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中确
定。
第三条 编制和实施城市规划，必须从实际出发，有利生产，方便生活，保护环境，繁荣经济，正确处理城市与乡村、近期与远期、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必须坚持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贯彻合理用地、节约用地和勤俭建国的方针。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城市规划事业的发展，鼓励城市规划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城市规划科学技术水平，做到规划超前。
城市规划工作所必须的经费，由市、县（区）人民政府从城市维护建设资金中安排解决。
第五条 市、县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是《城市规划法》的执法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城市规划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
（二）主管城市规划的组织编制、审查、报批；
（三）负责城市规划的实施与管理；
（四）负责规划设计管理；
（五）负责城市规划实施的检查监督和查处违法案件。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驻地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作为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负责本区城市规划管理工作。
其他区人民政府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在规定权限内负责本区城市规划管理工作。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的义务，有权对城市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提出建议并进行监督，有权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规划的编制与审批
第八条 城市总体规划由市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由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其它建制镇的总体规划由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
第九条 城市总体规划中各项专业规划的编制，应由专业部门提出规划意见，经市人民政府组织有关单位进行综合协调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近期建设规划的编制，应当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协调。近期建设规划所确定的建设项目，应按国家基本建设程序的规定，分期分批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
第十条 城市的分区规划、详细规划和开发区规划，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或授权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组织编制。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详细规划由县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
其它镇的详细规划由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
第十一条 编制详细规划须以总体规划为依据，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规划设计条件及要求，其内容包括规划范围、用地性质、主要道路红线、建筑容量、公共建筑及配套公用设施等。
授权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编制的详细规划，其规划设计条件及要求，报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规划设计单位的资质审查，并统一管理城市规划的设计工作。
城市规划的设计任务须由具备相应资格的规划设计单位承担。外地的规划设计单位来本市承接设计任务，须到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资格审查手续。
第十三条 编制城市规划应当采用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勘测管理部门认可的城市勘察、测量资料。
编制城市规划所必需的基础资料，有关部门和单位必须提供。
第十四条 编制城市规划的内容和深度，必须符合国家和省城市规划技术规范的规定和要求。
第十五条 总体规划的审批权限：
（一）市城市总体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按法定程序审批。
（二）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总体规划报市人民政府审批。
（三）其他建制镇的总体规划由所在县（区）人民政府审批，报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在报请审批城市总体规划前，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
第十六条 城市的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由市人民政府审批，已编制分区规划的详细规划，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县人民政府所在地的详细规划，由县人民政府审批。建制镇的详细规划由所在县（区）人民政府审批，并报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七条 城市规划区内的村庄和占地面积较大的单位，应根据城市规划的要求编制详细规划，由市或县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八条 单独编制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和各项专业规划，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审批。
第十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可根据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局部调整，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原批准机关备案；但涉及城市性质、规模、发展方向和总体布局等重大变更的，须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审查同意后，报原批准机关审批。
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经批准后，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局部调整的报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重大变更按审批权限重新报批。

第三章 新区开发与旧区改建
第二十条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必须坚持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原则，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划定位置和范围，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开发顺序进行建设。
第二十一条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应符合消防、抗震、环境保护、卫生防疫、供电、供水、通讯、交通、防洪、人民防空等规划要求，并妥善处理排水、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
第二十二条 城市的新区建设和旧区改建，应当同城市空间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工业的技术改造、人防工程建设相结合，应加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配套建设，提高城市的综合功能。
第二十三条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区改建，立项前须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城市开发计划应以批准的详细规划为依据。
第二十四条 对在城市中心区、商业区的厂房、仓库、居民住宅等，产权单位和个人应服从统一规划调整，逐步搬迁或兴办第三产业。
第二十五条 城市生活区和繁华市区内不得新建和扩建工厂。原有的易燃、易爆和污染严重的企业，应根据城市规划迁建、转产或治理。
第二十六条 各类新建、迁建项目的建设应在综合开发建设地段内统筹安排，严格控制零星分散建设。
第二十七条 城市旧区改建，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护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革命纪念意义、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和古树名木；应有计划、有选择地保护一定数量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和建筑物、构筑物。
第二十八条 城市旧区改建，应控制建筑密度，合理增加绿地，不得乱插乱建。
第二十九条 开发区的建设，应纳入城市规划，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实行统一规划管理。

第四章 建设用地规划管理
第三十条 城市绿地、河道、道路、广场、高压供电走廊、城市基础设施及大型公共设施等规划建设用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第三十一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工程的选址和布局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应有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参加。可行性研究报告报请批准时，必须附有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选址意见书》。
《选址意见书》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建设单位持项目建议书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选址申请；
（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要求和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提出项目选址建议和规划条件，作为项目可行性研究的依据；
（三）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认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符合城市规划选址要求后，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分级核发国家统一颁制的《选址意见书》。
《选址意见书》有效期为一年。在有效期内，因故不能进行建设活动的，应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期，每次延期时限为一年。逾期未进行建设活动又未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期的，《选址意见书》自行失效。
第三十二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按下列程序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一）建设单位或个人持批准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定点申请，申请报告需附有位置地形图；
（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按照城市规划的要求，经实地勘察，初步选定建设项目的用地位置和界限，并向建设单位或个人提供建设用地的规划设计条件；
（三）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建设单位或个人提交的规划设计总图，确定用地的位置和界限后，在15日内核发国家统一颁制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发出不予发证的通知书。
建设单位或个人，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提出用地申请，办理用地手续。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有效期为六个月。在有效期内，因故不能办理用地手续的，应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期，延期时限为六个月。逾期不办理用地手续，又未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期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

第三十三条 在办理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如确需变更建设用地位置、界限和使用性质的，须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办理变更手续。
第三十四条 临时使用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必须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并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临时用地手续。
临时用地期限不得超过两年，逾期自行失效。
临时用地如遇国家建设需要，应当无条件清场退地。
禁止在批准临时使用的土地上建设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和其它设施。
第三十五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挖取砂石、土方、围填水面，设置生产、生活废弃物堆放场所等改变地形、地貌的活动，须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批准。

第五章 建设工程规划管理
第三十六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它工程设施，按下列程序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一）建设单位或个人持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证件等有关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申请；
（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建设工程规划设计要求，作为工程设计的依据。无规划设计要求，设计部门不得承接设计任务；
（三）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发放《建设工程方案审定通知书》；
（四）建设单位或个人持《建设工程方案审定通知书》，委托设计单位进行施工图设计，报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后，在15日内核发国家统一颁制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发出不予发证的通知书。
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其他有关批准文件后，方可申请办理开工手续；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现场验线后，方可开工。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有效期为六个月。在有效期内因故不能开工建设的应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期，延期时限为六个月。逾期未开工建设，又未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延期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
第三十七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必须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定的内容进行建设，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必须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办理变更手续。
第三十八条 沿城市道路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基础、台阶、橱窗、花台、化粪池、室外管线、检查井、围墙以及二层楼以上房屋悬挑部分的水平投影，严禁占压规划道路红线，已占压的必须退出。
禁止用建筑物、构筑物的悬挑、台阶部分改作建筑物。
第三十九条 沿城市道路的建筑物、构筑物，应根据其使用性质、具体条件，从道路规划红线后退，留出供作绿化、停车、敷设附属工程管线用地。后退道路红线的距离及建筑间距，由市、县人民政府确定。
第四十条 沿城市道路公建与民用建筑地段，应以绿篱、栏杆分割空间。确需砌筑院墙的，高度控制在1．8米以下，应力求通透、美观，并配置绿化。
第四十一条 沿城市主要道路的建筑物，应正面临街。正面临街有困难的，用转角单元或其它转角方法处理，也可用建筑小品点缀。
第四十二条 在城市规划区进行临时建设，必须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临时建设工程许可证》。
临时建设工程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期满必须拆除。
临时建设工程的使用性质等不得改变。
第四十三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设置集市贸易场所、商业网点、雕塑、建筑小品、大型广告牌、标语牌、画廊、候车棚等，必须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四条 城市各项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要统筹安排，必须遵循先地下、后地上，先深埋、后浅埋的顺序，综合协调施工。
第四十五条 管线工程穿越市区道路、铁路、绿化带、人防设施、河道、建筑物以及涉及消防、净空控制和其它管线的，应与各有关部门协商。
第四十六条 建设工程竣工后，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参加竣工验收，并签署意见。
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后六个月内，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竣工资料。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档案资料的管理。

第六章 规划管理与监督
第四十七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实施已经批准的详细规划，由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按年度工程进度审批，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办理建设手续，实施规划管理。
第四十八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除跨越县（区）的市政工程外，其它区内自成系统的道路、管线等市政工程，由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办理建设手续，实施规划管理。
第四十九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尚未编制详细规划地段的各项建设，由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负责审查，上报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方可办理建设手续。
第五十条 城市规划区内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重要地段、一万平方米以上或投资三千万元以上的建设项目，由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对其方案进行初审，报市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办理建设手续，实施规划管理。
第五十一条 城市规划区外建制镇的规划管理工作，由区城市规划管理部门负责。
第五十二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市规划实施情况的检查监督。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城市规划的实施协助管理，对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予以制止，并及时告知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处理。
第五十三条 规划管理监察人员应依法持证检查，并为被检查单位保守技术和业务秘密。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检查，并应如实报告情况和提供图纸资料。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五十四条 对实施城市规划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表彰奖励。
第五十五条 对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占用土地、转让土地或以各种名义联营使用土地，以及虽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但擅自变更批准内容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没收或限期拆除违法占地上的建
设工程，并处以土建工程造价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十的罚款。对其责任人，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处罚。
第五十六条 对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或不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的内容进行建设的，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工，并根据其对城市规划所产生的影响，分别给予拆除、没收、限期改
正等处罚，并处以土建工程造价的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十的罚款。对其责任人，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经济处罚。
第五十七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八条 阻碍规划管理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 城市人民政府和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及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如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淄博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六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1993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