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政府


衢州市地名管理办法

衢州市人民政府令第39号


《衢州市地名管理办法》已经2007年11月12日市人民政府第53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



市长：孙建国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




衢州市地名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地名管理，实现地名的标准化、规范化，适应城市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根据《地名管理条例》和《浙江省地名管理办法》，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衢州市行政区域内地名的命名、更名、使用、标志设置及其相关的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地名包括：

（一）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和各类经济区域名称；

（二）山、山峰、山脉、山谷、河流、湖泊、水道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

（三）广场、文物古迹、纪念地、公园、风景名胜区、开发区、旅游度假区、自然保护区等名称；

（四）自然村、住宅小区（包括幢号、单元号、门牌号），城镇和各类经济区域内的街、路、巷、弄、区片等名称；

（五）桥梁、隧道、水库、涵洞、水电站、江堤、水闸、大中型引水工程、城市公共交通场站、铁路站、公路、机场、码头（含轮渡站）、长途汽车客运站、货运枢纽站等名称；

（六）15层以上（含15层，下同）的高层建筑物和其他需命名的大型建筑物名称；

（七）具有地名意义的农场、林场、渔场、各种专业示范区、专业市场等名称。



第二章　管理机构



第四条 市、县（市、区）设置地名委员会，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统一管理本辖区的地名工作。民政部门是地名主管部门。

各级地名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地名办），负责地名管理的日常工作，其主要职责为：

（一）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地名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二）承办同级人民政府或地名主管部门审批的地名命名和更名事项，审核本辖区各类地名的命名和更名申报，核发《地名使用批准书》，负责标准地名的发布，检查、监督标准地名的使用；

（三）调查、收集、整理地名资料，编辑地名志、书、图，审核各类公开或内部出版物中的地名；

（四）编制地名规划并组织实施；

（五）按国家标准设置和管理地名标志，核发《门牌证》，并依法进行监督；

（六）指导专业部门的地名管理工作；

（七）组织地名学术研究，建立和管理地名档案、资料和地名信息系统，提供地名信息咨询服务；

（八）向同级地名主管部门提出处罚违法行为的建议，并办理相关的具体事宜。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的地名工作；各级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和各类经济区域、旅游度假区、风景名胜区等管理部门应当指定专人负责本部门或者本范围内的地名管理工作，业务上接受所在地的地名管理机构指导。

公安、交通、邮政、通讯、环保、建设、规划、国土、工商、水利、文广、教育、旅游、新闻、经济开发区等地名委员会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地名工作。



第三章 地名的命名和更名



第六条 地名的命名和更名应遵循下列规定：

（一）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有利于人民团结；

（二）体现当地历史、文化、地理或经济特征，与城市规划所确定的使用功能相适应；

（三）含义健康，符合社会道德风尚；

（四）一般不以人名、外国地名命名本市地名，禁止使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

（五）用字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

（六）一地一名，名实相符，使用方便；

（七）避免使用生僻字；

（八）派生地名与主地名相协调。

第七条 下列范围内的地名不得重名，并避免同音：

（一）本市范围内的乡（镇）、街道名称，主要的河流、开发区、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自然保护区和第三条第（五）项中的各类地名；

（二）县（市、区）范围内的村、社区、山（峰）和第三条第（七）项中的各类地名；

（三）乡（镇）、街道范围内的集镇、自然村名称；

（四）城镇、经济区域范围内的广场、公园、街、路、巷、弄、住宅小区、区片和第三条第（六）项中的各类地名。

第八条 建筑物应当按照地名编住宅楼号和门牌号。住宅楼号和门牌号应当按照规定的距离按实际情况顺序编排，相邻建筑物的间距超过规定标准的，应当预留备用号。



第四章 地名的申报与审批



第九条 地名的命名和更名，必须严格遵照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原则和审批权限、程序办理申报、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命名或更名。

第十条 下列地名的命名和更名报省人民政府或省级主管部门审批，或由省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或国务院主管部门审批：

（一）乡、镇行政区域名称，由县（市、区）、市民政部门提出意见，经市人民政府审核后上报；

（二）省级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各类经济区域、自然保护区等名称，由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征求市地名委员会意见后，经市人民政府审核后上报；

（三）确需以人名作地名的，由市地名委员会提出意见，经市人民政府审核后上报。

第十一条 下列地名的命名和更名报市或县（市、区）人民政府审批：

（一）市、县（市、区）级文物古迹、纪念地、风景名胜区、旅游度假区、自然保护区名称，由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征求所在地地名委员会意见后上报；

（二）市区（不含衢江区）的桥梁、立交工程、长途汽车站、公园、广场、专业市场等名称，市级航道、水库、水电站、水闸、江堤、大中型引水工程等名称，由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征求市地名委员会意见后上报；其他的由县（市、区）相关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征求县（市、区）地名委员会意见后上报；

（三）村、社区（居民区）等名称，由县（市、区）地名办提出审核意见后，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申报；

（四）县、乡公路名称，由市、县（市、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征求同级地名委员会意见后上报；跨县（市、区）的，由相关县（市、区）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报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由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征求市地名委员会意见后上报。

第十二条 下列地名的命名和更名报地名主管部门审批：

（一）市区、县（市）所在地的街、路、巷、住宅小区、公园、广场、区片等名称：柯城区范围的由市地名办审核，市地名主管部门审批；其他县（市、区）由当地地名办审核，同级地名主管部门审批；

（二）市区、县（市）所在地之外城镇的街、路、巷、住宅小区、区片的名称，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申报，同级地名办审核后上报（柯城区范围由区民政局初审，市地名办审核上报）；

（三）15层以上高层建筑物和其它需命名的建筑物名称，由主管部门、建筑单位或者产权人提出意见，由同级地名办审核后上报。

建设单位或产权所有人申请建筑物命名时，需向地名主管部门提交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三条 街道名称的命名、更名，由依法批准设立该派出机关的人民政府审批。

第十四条　市、县（市、区）规划道路的命名，应依据各地地名总体规划，由市、县（市、区）地名办拟定新道路名称命名意见。

第十五条　地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更名：

（一）因行政区划调整，需要变更区、县（市）、乡、镇、街道、社区（居民区）、村等名称的；

（二）因道路走向发生变化，需要变更路名的；

（三）因产权所有人提出申请，需要变更建筑物名称的；

（四）因路名变更、路型变化或者延伸，需要变更门牌号、住宅楼号的；

（五）经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批准变更地名的。

不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规定的，市、县（市、区）地名主管部门应当发出地名更名通知书。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书之日起1个月内办理更名手续。

地名更名的申报、审批程序按照本章规定的地名申报、审批程序进行。

第十六条　市、县（市、区）发展和改革部门在立项及审批基建项目中涉及地名命名、更名的，应督促建设单位将拟命名的名称报地名管理机构登记。

第十七条　因自然变化消失的地名，由县（市、区）地名主管部门报市地名主管部门注销；因行政区划调整、城市建设而消失的地名，由有关主管部门或者建设单位报县（市、区）地名主管部门注销（柯城区的报市地名主管部门注销），并报市地名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地名的命名和更名，申报单位应填写《地名命名、更名申报表》，并附相关图件、房屋建筑面积测量报告,必要的还应附说明报告和命名、更名一览表。

市、县（市、区）地名办应在收到《地名命名、更名申报表》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审核、报批，逾期不作出决定的视为同意。

第十九条　住宅小区名称，本办法第三条第（五）、（六）项所列地名的申报人应当在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申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前办理地名申报手续。

第二十条　经各级人民政府或地名主管部门批准命名或更名的地名为法定的标准地名，由审批机关核发《地名使用批准书》。

第二十一条 市区、城镇和各类经济区域内的公园、广场、立交工程、大中型桥梁、建筑物、住宅小区、道路（主干道除外）等公共设施的名称，提倡以市场化运作方式有偿命名。

地名有偿命名所拟名称，应符合本办法第六、七条规定的地名命名和更名原则，并经地名管理机构审定。

地名实行有偿命名的，应征得权属单位或者经营管理单位同意，并报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地名主管部门批准，由地名管理机构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经使用的地名经过清理，由市地名主管部门汇编入《地名录》。编入《地名录》的地名视为依照本办法批准的地名。



第五章　地名的使用



第二十三条　依法批准命名、更名和注销的地名，市、县（市、区）地名主管部门应当自批准或者注销之日起１个月内向社会公布，并在公布之后的15个工作日内编制新旧地名对照表抄送各有关主管部门。

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地名主管部门批准的地名，报市地名办备案。

第二十四条　标准地名应当按照国家语言文字管理机构公布的规范汉字书写，地名用罗马字母拼写的，应当符合国家公布的《汉语言拼音方案》和《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

第二十五条 实行《门牌证》制度。经各级地名管理机构核发的《门牌证》，具有法定效力。公安、交通、邮政、通讯、工商、国土、规划、建设、教育等部门，依据《门牌证》登记标准地名，办理身份证、治安许可证、户口登记迁移、邮件投递、电话安装、有线电视安装、工商注册登记（年检）、水电安装、土地房产权属登记、房屋买卖、租赁、产权变更、学生入学等手续。

第二十六条下列范围中使用的地名必须是标准地名：

（一）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文告、文件、协定等；

（二）各类典、志、录等书籍及广播、电视、报刊、地图、教材等；

（三）标有地名的各类广告、标牌、印鉴、票证、信封等；

（四）邮件传递、工商登记、户籍管理、房地产登记等。

第二十七条　行政管理部门办理下列有关手续时，涉及建筑物名称的，应当查验地名批准文件；尚未批准地名命名的，不予办理有关手续：

（一）房产管理部门办理商品房预售合同备案、核发房屋所有权证；

（二）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发放新建住宅综合验收合格证。

第二十八条　地名录、地图、各种地方志、年鉴、电话簿、交通时刻表、邮政编码簿、工商企业名录等地名密集出版物在出版前，应当报所在地的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地名。其中，衢州市区地名密集出版物由市地名主管部门审核，县（市、区）地名密集出版物由县（市、区）地名主管部门审核。



第六章　地名标志的设置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第三条第（四）、（五）项所列地名，应当设置地名标志。街、路、巷、弄、楼幢牌和门牌等地名标志按国家标准《地名标牌 城乡》（GB17733—1999）执行。

前款规定以外的地名，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环境条件设置地名标志。

地名标志由下列单位负责设置和管理：

（一）衢州市区内的街、路、巷、弄、楼幢牌和门牌、住宅小区平面分布图牌，由市地名管理机构会同区地名管理机构统一设置和管理；县（市）所在城镇中的街、路、巷、弄、楼幢牌和门牌、住宅小区平面分布图牌，由县（市）地名管理机构负责设置和管理；乡村中碑（牌）、指路牌、示意图牌和门牌等乡村地名标志，由县（市、区）地名管理机构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设置和管理。

（二）铁路站、公路站、公交站、道路交岔口、桥梁和码头、渡口等地名标志，由铁路、建设、交通部门负责设置和管理；

（三）风景名胜区、文物古迹、纪念地等地名标志，由旅游、文物等相关管理部门负责设置和管理；

（四）自然地理实体和其他有必要设置的地名标志，由各级人民政府指定有关部门设置和管理。

第三十条 下列地名标志应按规定设置：

（一）居住区名称的标志，在居住区与主要城市道路或者公路连接的出入口设置；

（二）自然村名称的标志，在主要道路（公路）经过或毗邻自然村的边缘处设置；

（三）住宅楼标志，分幢牌、单元牌、室牌，幢牌不少于2块，其中4个单元住宅楼的幢牌不少于3块，5个单元以上住宅楼的幢牌需设置3块以上；

（四）路名标志，在道路（公路）两侧的起止点及交叉处设置，相邻交叉处距离较长的，在中间增设路名标志。

前款规定以外的地名标志，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和环境条件，在明显的位置设置。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第三条第（五）项所列地名，其标志应当在建设工程交付使用前设置，并列入建设项目验收内容；地名更名的，其标志应当由地名标志的设置人自收到更名批准文件之日起3个月内更换。

第三十二条 住宅小区应按照标准地名编制门牌号，住宅楼号不得无序、跳号、同号。

第三十三条 地名标志的设置人应当保持地名标志的清晰和完好，发现损坏或者字迹残缺不全的，应当予以维修或更新。

开发区、新建区、改建区的地名标志设置应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地名标志的义务，禁止下列行为：

（一）涂改、涂污地名标志；

（二）遮挡地名标志；

（三）擅自移动、损坏地名标志。

第三十五条 地名标志的设置、维护经费按以下办法承担：

（一）楼幢牌、门牌、《门牌证》等地名标志的费用，由地名管理机构按规定向建设、开发单位或产权单位、个人收取，收费标准由物价部门核定；

（二）市区、县（市）所在地的街、路、巷、弄等地名标志的设置和维护经费，由各级财政负担，在城市维护建设费中列支；

（三）市区、县（市）所在地之外的住宅小区和各类开发区、专业市场的街路巷牌、幢牌、指路牌、平面示意图牌等地名标志的设置费用，由开发、建设、经营单位承担；

（四）其他乡（镇）、村的碑（牌）、指路牌等地名标志的设置经费，由乡（镇）人民政府承担，贫困乡、村由县（市、区）财政给予补助。

第三十六条 各有关部门设置和管理的地名标志的设置经费，仍按原规定渠道管理、使用。

自然地理实体和其他需要设置地名标志的设置经费，由所在地人民政府负责核拨，由设置部门管理、使用。

因建设和其他原因需要更换地名标志的，由申请单位承担更换费用；需要拆除地名标志的，由申请单位承担相关地名标志拆除、改造费用；需易地重设的，由申请单位承担设置费用。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地名有偿命名所得和地名标志收费等非税收入全额纳入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三十八条 各级地名管理机构应按照民政部、国家档案局制定的《地名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建立地名档案室，配备档案员，收集、整理、编目、保管、统计地名档案资料及相关的专业资料，开发利用地名档案信息资源，为地名工作及有关方面提供服务。

第三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或个人，由地名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浙江省地名管理办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1998年4月20日发布的《衢州市地名管理办法》（衢州市人民政府令第5号）同时废止。




执行“难”新理念的再思考
——论“执行难”与“难执行”的区别和转型

作者：王清镇


内容提要：多年来，执行“难”问题严重困扰着人民法院，并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而如今社会各界甚至法学界却都已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怪圈，曲解了执行“难”的实质所在，不能正确把握“执行难”的内涵和外延，看到了这一问题的形成有其立法和司法制度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的原因，但却忽略了当事人自身的原因所引起的执行“难”问题，把“难执行”等同于“执行难”，将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都纳入到“执行难”的范畴，片面夸大了“执行难”的外延。本文中，笔者引进了“难执行”的执行新理念，分析了“执行难”与“难执行”的区别，并阐述了“执行难”向“难执行”转型的必要性，以求为法院执行工作松绑。
关键词： “执行难” “难执行” 执行“难”

多年来，民事、经济案件中执行“难”问题严重困扰着人民法院，成为法院工作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给法院造成很大的压力。随着我国法制建设步伐的推进，法院的执行案件数量激增，（以安溪法院五年来执行案件的收案数为例，1998年受理执行案件1740件，1999年受理执行案件1973件，2000年受理执行案件2238件，2001年受理执行案件3010件，2002年受理执行案件3638件，五年来呈逐年上升趋势，平均增幅为20.55%）这对原本就已堆积的大量的得不到实际执行的执行案件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1987年，全国法院工作会议首次就“执行难”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①，从司法界到法学界，从各级领导到平民百姓，都给予了严重的关注和深刻地思考。最高法院于1999年亦开展了历时一年的全国范围的“执行年”活动，各地法院纷纷开展了“执行会战”、“集中执行战役”、清理执行积案和强化委托执行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②这委实是一件好事。可是，如今社会各界甚至法学界却都已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怪圈，曲解了“执行难”的实质所在，不能正确把握“执行难”的内涵和外延，把“难执行”等同于“执行难”，将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都纳入到“执行难”的范畴，片面夸大了“执行难”的外延，这是极不应该的。
笔者认为，在审判实践中，相当数量的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当事人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甚至还倒贴上一笔诉讼费用，其原因包括了方方面面的因素。我们应该看到，这一问题的形成有其立法和司法制度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社会环境的原因③，更有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而将“执行案件得不到执行”的问题归结于“执行难”，归罪于法院，其观点是错误的。在此，笔者引入了“难执行”的执行新理念。
首先，“难执行”与“执行难”两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所谓“难执行”，是指由于当事人自身的客观因素引起的，一些当事人法制观念淡薄，不履行法律义务，采取软拖、强顶、躲避，甚至以死相要挟，或者有的被执行人确实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被执行人人为地转移财产阻挠法院强制执行，或者执行人无力承担举证财产所在的举证不能等引起的案件难以执行的局面，是法院力所不能及的，是法院经过法定的程序以及采取必要的强制执行措施后仍无法解决的。而“执行难”，则是指由于执法环境差、执行立法不够完善、法院执行力度不够、执行人员怠于执行、地方行政保护主义干预司法独立等非当事人自身因素所引起的案件得不到实际执行的局面，其原因是综合的，并不仅仅是法院自身原因所造成的，还包括了司法体制问题和执法环境问题等因素所引起的。从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化来讲， “难执行”与“执行难”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当我们将二者所隐含的词语加上后，就变成了“法院难执行”与“法院的执行工作难”，其区别就显得明朗化了。前者的侧重点在于：“法院，难”，而后者的侧重点在于：“执行，难”。众所周知，各级法院均普遍存在着执行“难”的问题，其中有相当一大部分案件未能得到执行的原由在于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无财产可供执行，是法院极尽一切法律手段执行却因其所无法控制的原因而无法执行。随着我国日益完善提高的立法水平和执法力度，在明确法律依据和严格的执行程序的保障下，执行工作本身并不难，大多数的执行问题归结于执行不能，进而引发法院“难以执行”的问题。因此，“难执行”与“执行难”是两个本质截然不同的范畴。
其次，“难执行”与“执行难”两者的前因有着明显的区别
现如今，对于案件难以得到实际执行的成因，大多学者都习惯性的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即法院外部的原因和法院内部的原因。其实，这里面隐含着一个令人不易察觉的思维方式问题。那就是，谈到法院执行“难”的问题根源的时候，大家都已先入为主地形成一种思维定势，首先想到的就是法院，大做特做法院的文章，却疏忽了当事人这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当其在探讨如何解决执行“难”的问题的时候，其所想到的就是围绕法院这一圆周将其成因分为圆周外和圆周内，而不是围绕着当事人来进行思维的。其实，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错误。笔者认为，不管法院的职责是什么，其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人民即当事人，围绕着为民服务，因此，当执行“难”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从人民那里首先想起，将其成因分为“属于当事人自身所造成的”以及“不属于当事人自身所造成的”（其中，还可将“不属于当事人自身所造成的”分解为“因法院内部自身的原因”和“因法院外部的原因”两种）两个方面，而对其区别对待，对症下药，帮助人民纠正“属于人民群众自身所造成的”的问题，加大司法改革力度解决“不属于人民群众自身所造成的”的问题。因此，在此基础上，笔者将法院执行“难”的原因分类为 “难执行” 和“执行难”两种。
再次，“难执行”与“执行难”两者在表现形式上也有着最根本的区别
“难执行”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于：①被执行人提前转移隐匿财产使法院在执行过程中查无所踪；②被执行人无财产可供执行使法院无从执行；③申请执行人举证不力使法院无从执行；④执行财产的权属有待确定致使法院无法迅速执行。其所表现的是具体的、个别的问题，其本质是由于当事人的自身因素造成的，非法院所能改变的。
而“执行难”的主要表现形式在于：①立法的缺陷导致执行过程中缺乏实践操作性，给执行人员的依法办案增加了难度；②法院人员编制的限制引起的执行机构力量配备不足；③执行队伍素质不高，个别执行人员犯官僚主义，怠于执行案件；④地方保护主义作祟，受委托执行法院或协助执行法院不配合，不协助，使委托、协助执行案件执行效率降低；⑤裁判文书制作简单，未能对证据进行逐一的认定，亦未对裁判文书的说理部分加以翔实而又明确的表述，导致当事人对裁判文书的公正心存怀疑，对履行裁判文书中所确定的义务持消极态度甚至抵触情绪，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难执行”；⑥如个别案件的裁判文书对执行事项的表述模棱两可，不具体，以致案件无法执行。有这样一个案件，其裁判文书中的判决内容为“判决被告应于10日内将其房屋门口的埕院左面的阶梯换成滑坡”，而该埕院两面都有阶梯，其所谓的左面是面向房屋的左面还是背向房屋的左面，这就不得而知了。⑦审执分离所引发的难执行，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3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案件中作出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由审理案件的审判庭负责执行，审判人员一般注重的是案件的审理和判决，除当事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外，对于不影响案件审理的，审判人员一般不主动依职权裁定对被告采取财产保全措施，这就为被执行人在执行程序开始前转移财产提供了机会，使执行程序开始后的执行工作无法顺利进行；④⑧法院为追求社会的稳定而不得已的慎重执行而引发的执行工作难以开展，如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以死相威胁，法院不得已而采取暂缓执行，对其进行思想说服工作；⑨地方行政保护主义干预司法独立妨碍法院执行。其第一项是属于立法不完善的问题，第二至第六项是属于法院自身的问题，第七项是属于司法体制的问题，而第八、第九项则是属于执法环境的问题。所有的这些所表现的问题都是抽象的，是整体的，其本质在于非因当事人主观因素所引起的，是我国现行诉讼体制、司法体制以及执法环境等综合因素引起的执行“难”局面。
综上所述，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行的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过分地强调“执行难”问题而疏忽“难执行”问题或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于法院身上的观点都是错误的。笔者认为，随着我国法制步伐的前进，立法已经越来越完善，司法体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健全，实体的公正和程序的公正已经得到了保障，法官的队伍素质也得到了提高，“执行难”的问题已经缓和，而“难执行”的问题却日益尖锐。因此，我们应该对“难执行”的问题予以充分关注，跳出以前的圈圈，抹去眼前的错觉，重新审视一下我国现行遇到的法院执行“难”问题，不要老是在“执行难”的沼泽中徘徊而倍感举步维艰。
第一，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化推进了“执行难”向“难执行”的转型的步伐。我国民诉法规定的“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执行规定》第28条规定的“申请执行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其所了解的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或线索”，以及现在全国各地盛行的诉前诉讼执行风险告知书，都在一定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国举证责任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移。在执行过程中，当事人负有一定的举证责任，将当事人因举证不能而导致案件无法得到实际执行或迅速执行的过错归结到法院身上，不加区别地统称为“执行难”，而将当事人自身未能履行其举证义务所引起的权利暂时无法得到实现的后果由法院来承担，忽略了当事人应对其行为负有充分估断到市场交易的风险并将之最小化的责任，助长了当事人消极等待的心理，把法院推向矛盾的焦点所在，这是显然不符合我国的立法精神和诉讼的发展体制的。
第二、我国各项司法改革的推进缓和了“执行难”的问题，更凸显了“难执行”的问题所在。随着我国法制改革的深化，依法治国的思想已然深入人心，与此同时，依法行政、依法办案等制度也都已摆到了桌面上来了。法院“执行难”的问题已随着我国法院队伍建设步伐的前进、廉政制度建设的落实、各级法院领导的重视以及为人民服务意识的增强而显得弱化了。在此过程中，法官职业道德教育以及三个代表的理论精髓的专项学习教育，法官纷纷投入“再学习”大潮，在职研究生、函授本科、专升本、远程网络教育不断出现（仅2000年以来，全省法院共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156期，培训各类人员9131人次；共有1780名干警参加北大、清华等高等院校法律本科学习，同时，还有258人正在参加法学研究生、法律专业硕士和研究生课程班学习。目前，全省法院干警中本科以上学历的已占25.3％。）⑤，反腐倡廉工作的长抓不懈（1998年至今，全省法院共查处违法违纪人员249人。其中受到刑事追究的23人，受党纪处分的50人，受政纪处分的153人，受党纪政纪双重处分的11人）⑥，使得执行队伍的素质得到了迅速提高，因法院队伍素质不够而引起的执行“难”问题迎刃而解，而公正与效率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手抓，新样式裁判文书的改革，立法的完善，依法行政的深入等等，都已为法院的执行工作排除了立法和司法制度不完善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干预司法独立的干扰。而因市场交易的不诚信行为引起的案件难以执行的现象，则因交易量越来越大宗、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等引起的交易风险的提高，执行债务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执行财产难动等问题不断加剧，以致未执行案件大量积压。“难执行”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了。
第三、审执分离的诉讼救济体制要求“执行难”向“难执行”转型的必然。诉讼手段是解决民事权益纠纷的重要救济方式，法院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在这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利用其独有的审判职权平息了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严惩了危害社会的犯罪，把法制精神从个案中灌输到了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宣扬了在文明社会中诉讼救济的合法性和重要性。在现如今“审执分离”的诉讼体制下，审判只是对诉讼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法律的明确，但却并不能保证权利的行使必然导致义务的履行。被执行人未能依照裁判文书所确定的期限履行义务，才会导致强制执行程序的启动。因此，“难执行”也就成为必然存在的一个现象，各级法院的执行收案数的逐年不断增加体现了其日益明显。而“执行难”的理念打消了群众依靠诉讼进行救济的积极性，也严重打消了法院的工作积极性。笔者就曾身往历过这样一个当事人，他说：“你法院既然有能耐判我赢，就当然得把钱给我要回来，如果要不回来，我来你法院告什么啊？”，这样一个荒谬的说法，其根源在于我们未将“难执行”的新理念植入群众的思维中，让群众了解我国的诉讼救济体制的实质，而一概强调法院“执行难”，群众会有如此想法那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我国大力推行依法治国的国策要求转变“执行难”理念。在依法治国进程中，法院成为了推行依法治国进程中最重要的载体之一。正因此，近几年来，反司法腐败斗争、廉政队伍建设皆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全国法院系统上演了一场如火如荼的队伍整顿运动，法官的素质得到了提高，高校毕业生的新鲜血液的融入以及法官队伍的业余“再充电”给法官队伍带来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更带动了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而过分地强调“执行难”问题而疏忽了“难执行”的问题，却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动摇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有的学者更是将其形容为“法律白条”，错误地引导了人民群众的舆论导向，把市场交易中的不诚信行为所引发的矛盾、责任转稼到法院身上，造成了法院有怨言、人民群众也有怨言的“双亏”局面。这是非常不利于法院自身的建设，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我国推进依法治国步伐的“绊脚石”。
综上所述，我们应树立执行新理念，从“执行难”向“难执行”转型，让人民群众更深切地体会到诉讼机制的实质所在，明确自身担负自已的行为所存在的风险的意识，增强当事人的自身举证意识，取得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作出合理正确的定位，塑造现代意义上的法院，决不仅限于“做法院的文章”，置法院于风口浪尖，⑦为法院执行工作开创一番新的局面，让法院走出困境得到松绑⑧。


参考目录：
1、胡锡庆主编：《诉讼法学专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487页。
2、《“执行难”与民事执行制度的立法完善-----关于制定强制执行法和执行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下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3、胡锡庆主编：《诉讼法学专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489页。
4、齐树洁主编：《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第一版，第256页。
5、2002年9月12日，陈旭院长在全省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6、2002年9月12日，陈旭院长在全省法院队伍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7、何兵著：《法院的案件危机与对策》，下载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8、陈孝铭著：《刍议“职权主义”困扰下的执行工作》，刊于《福建审判》2002年第2期

供稿单位：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