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是选择证据法立法模式时首先必须考量的一个基本因素。事物的性质决定了该事物与他事物的关系。证据法是程序法还是实体法，是基本法律还是其他法律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立法模式的取舍。证据法的程序法性质决定了其基本立法方式不外乎三种：即自成一体方式、与实体法结合方式、与程序法结合方式。不同诉讼性质的证据有各自的特点，有学者在论及刑事诉讼构造时指出不同的刑诉构造观决定着在证据法则上的取舍,如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的方法不尽相同适用的证明标准也有区别；又如在刑事诉讼中侦诉机关不仅可以对嫌疑人强制收集证据，也有单方面运用证据对案件作出不利于嫌疑人、被害人的实体处理权限。而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不仅无权强制取证也不能未经审判机关或对方当事人同意单方面运用已有证据对案件作出不利于对方当事人的实体处理。这就决定了在上述三种方式中必须考虑不同诉讼类型证据之间的并行、互补关系。
在确定证据法的立法模式时还需要考虑其制定与修改的成本或代价。立法成本或代价主要以制定和修改一部法律所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或周期等方面的总和来衡量。一般而言，立法代价与拟制定法律的地位、立法权限、立法数量、含法律的数量和一部法律中条款的数量、等成正比例关系。法律的地位越高，立法权限也高，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越多所需时间越长代价就越高。
法律的协调性和稳定性也是证据法立法模式选择必须要考虑的基本因素。证据法的程序法属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证据法与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之间不能冲突且只能协调一致。诉讼的开始和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证据，案件的实体形成也一样由证据决定。因此，为使证据法与其他部门法协调一致，证据法既要服务于实体法的有效实施又要与实体法、诉讼法的规定相衔接；同时，证据法自身作为一个体系也有其内在体系协调一致的问题。证据法内在体系的协调绝
在证据法立法中应考虑那些因素
乔铁军
不是制定一部统一证据法就能解决的，因为证据法与实体法、程序法的内在联系使证据法的有些内容不可避免地要规定在相应的实体法、程序法中。法律稳定性的具体的体现是法律具有极强的预见性，制定后能长时间适用而无需补充和修改。但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使这一境界很难兑实现。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证据制度又必须适应新制度和新情况的需要。
证据法的实际功能同样是一个应该考虑的因素。制定证据法的目的在于限制收集、审查与运用证据的恣意行为,克服现行诉讼法中因证据问题的笼统、粗疏的规定而导致案件处理中的不公正和拖延,影响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维护。由于证据法和诉讼法具有同等的功能,遵循相同的价值理念,因此证据立法应当与诉讼法同步进行,在补充完善证据立法的同时,修改完善诉讼法,否则如果没有相应完善的诉讼制度作基础,证据法规定得再具体、再科学,也难以体现证据法的实际功能。从我国司法改革成效看,以审判方式改革为契机带动了整个证据制度的理论研究力度的加强,进而推动证据制度的改革,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深化审判方式的改革。因此在证据立法的同时,应当同步调整诉讼理念,完善相应的诉讼制度,使证据立法和诉讼法成为内容上完整、结构上合理,在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优良之法。
立法技术也是影响立法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证据法虽然有自己的调整对象,也有一些与三大诉讼证据间的共性内容,但是由于诉讼性质、法律属性、具体功能、诉讼主体等方面的不同,在举证主体、证明对象和标准、收集证据方式和程序以及证据效力等具体内容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在选择立法模式时就必须通盘考虑,这样将面临统一协调证据法内容的技术难题。证据法内容不仅与诉讼法相关,而且与相应的实体法也具有密切的联系,这无疑更加大了证据立法的内容和技术上的难度。在我国,专家学者包括实务工作者,往往只掌握某一方面的知识,通晓所有诉讼法知识和实体法知识者寥寥,制定一部集所有诉讼法和实体法内容之大成的统一的证据法由于涉及到众多不同性质的法律内容,其难度远比其他单独立法形式要大的多。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对人权、平等、发展日渐重视，婚内侵权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而通常情况下，侵权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并给受害人造成损害，侵权人即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但如果侵权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侵权人是否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在我国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都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基于民事主体的相互独立性，侵权人并不因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婚姻关系而不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夫妻一体的观念正在被打破，婚姻存续期间夫妻间的侵权，侵权人也应承担民事责任。在现代社会，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人均具有独立的主体性，这并不受婚姻关系的影响。侵权行为事实成立，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是一个主要方面，而夫妻间出现矛盾和纠纷是正常现象。保护夫妻一方权益，制止婚内侵权，建立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当今的中国社会，根据全国妇联的最新调查表明，在被调查的公众中有16%的女性承认被配偶打过，14.4%的男性承认打过自己的配偶。在离异者中，暴力事件比例高达47.1%。从中国古代到当今社会，婚内侵权已屡见不鲜，当这种婚内侵权行为不再被公众所漠视时，受侵害方却无法从我国婚姻法中获得救济。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家庭实行夫妻财产共有制，婚内赔偿无异于把应赔偿的财产“从左手转到右手”，仅有象征意义。笔者认为，立法者不能因为存在现实障碍就忽视此类事件，而应积极作出回应。婚内侵权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构建婚内侵权制度已迫在眉睫。我国应逐步化解目前存在的种种障碍，并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我国构建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一）对请求事由的范围规定过窄
从我国婚姻家庭的现状看，婚内侵权行为时常发生，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居于优势地位的或者深受封建夫权思想影响的配偶，往往无视对方的人格尊严而从事重婚、“包二奶”，弱势配偶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严重违法行为。这些行为侵犯了配偶的人身权，使受害配偶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败坏了社会风气。据不完全统计,现实生活中夫妻间暴力侵权情况较为普遍, 暴力事件比例高达47.1%，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侵权的形势也开始呈现多样化,“冷暴力”、“精神虐待”等侵权行为也日益增多。笔者曾在基层法院实习过一段时间，其间接触最多的就是离婚案件，离婚案件的日趋增多，这是否跟婚内侵权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律救济有关呢？这不得不令我们深思。在立法实践中，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和司法解释都规定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对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却未过多涉及，仅以离婚作为夫妻间侵权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而现阶段婚内侵权行为的大量出现，显示出实践对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需要。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是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个方面，是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补救措施，其适用条件和范围都比较窄。由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在很多情况下受害方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并不愿意离婚，仅仅只是想得到救助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离婚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规定的不足
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若干解释（一）》第29条“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无过错方的配偶。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46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婚姻法将离婚作为夫妻间侵权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但是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只是婚姻损害赔偿制度的一个方面，是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补救措施，其适用条件和范围都比较窄。由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在很多情况下受害方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并不愿意靠离婚解决问题。我国关于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少之又少，仅仅有《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中规定“ 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运用此条来保护婚内侵权损害赔偿的却很少，且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国外应对婚内侵权损害案件主要包括： (1)美国自1884年起，已婚妇女保护法（married women′s Acts），赋予妇女独立的人格和对个人财产独立的所有权后，许多州也准许夫妻间提起侵权索赔的诉讼。(2)法国民法典规定：“妻对于夫有请求补偿的权利。”“夫因不为适当保存行为致其妻的个人财产受损害者，应负赔偿责任。”(3)瑞士民法典则更明确地规定：“配偶一方未履行婚姻共同生活的义务或其行为对他方有危险、污辱或损害时，他方可据此向法官提出诉请。”针对婚内侵权，这些国家的解决方法都是建立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除了统一立法之外，各国都针对各种具体的婚内侵权损害案件制定了单行法且经常根据情况变化进行修订。因此，我国也应当构建完善的婚内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而不应仅仅简单以离婚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
北安市人民法院 安丽佳
关于做好建设行业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建设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建设行业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建办人[2005]82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及有关部门，江苏省、山东省建管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
为贯彻落实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04]7号）的要求，深入实施全国农民工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工程，做好建设行业艾滋病防治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建立建设行业艾滋病防治工作协调机制
艾滋病是严重威胁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兴衰的重大传染病。目前，我国艾滋病流行形势较为严峻。建设行业从业人员以青壮年为主，数量庞大，流动性强，居住集中，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人群之一。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坚持以人为本的高度，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把艾滋病防治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防止艾滋病在建设行业蔓延。为切实加强对建设行业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建设部决定成立由分管副部长任组长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也要根据当地实际，建立健全艾滋病防治工作领导协调机制，落实政策措施，解决突出问题，确保责任到位、工作到位、措施到位。
二、坚持预防为主，广泛开展建设行业农民工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
建设行业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艾滋病防治知识相对匿乏，自我防护意识差。在农民工中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提高其自我防护意识，是建设行业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有效措施。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将艾滋病防治知识作为农民工培训的重要内容，将农民工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作为检查企业的内容之一。在组织编写各类农民工培训教材时，要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其中。农民工集中输出地区，要结合阳光工程的实施，对拟转移进入建设行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农民工集中输入地区，要督促企业结合技能、安全培训，对在岗农民工开展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艾滋病疫情比较严重的地区，企业要在施工项目上设置兼职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员，在农民工中开展同伴教育。
三、以艾滋病防治为重点，指导企业做好劳务队伍卫生防疫工作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督促企业按照《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146—2004）的要求，改善现场施工人员的工作环境与生活条件，做好艾滋病等各类法定传染性疾病的预防免疫工作。企业要做好农民工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在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文体活动室，并配备书报、杂志、电视机、棋牌等文化用品和娱乐设施，安排好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引导农民工自觉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从源头上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和传播。有条件的地区，要组织农民工开展上岗前和在岗例行体检。发现现场施工人员患有艾滋病等法定传染病时，所在单位必须在2小时内向施工现场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卫生防疫部门报告，由卫生防疫部门进行处置，并积极配合调查处理。
四、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营造艾滋病防治良好社会氛围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行业管理职能作用，协助有关部门广泛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要在地铁、公交车、出租车等各类公共交通工具、交通集散场所设置公益广告和宣传专栏，并放置供乘客自取的宣传材料。有条件的要定期播放公益广告和宣传节目。要有计划地在主要路段、街头、广场、公园等设立公益广告牌或科普知识宣传栏，并定期更换内容。各地开展建设系统领导干部培训，要将艾滋病防治知识作为重要内容。建设类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要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教学计划，落实教学课时。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发挥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广泛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帮助公众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流行特点，掌握预防知识，消除对艾滋病的恐慌心理和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的歧视，营造有利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环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及时总结当地建设行业艾滋病防治工作，并将有关情况半年一次报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办公厅
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