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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是指股东基于其出资行为而享有的从公司获取经济利益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各项权利的总称。公司法第三章中对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相互转让股权以及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作了明确规定。然而，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转让人和受让人通过订立股权转让合同完成交易，但合同的成立并生效是否就意味着受让人股权的获得？受让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取代原股东真正成为股权的所有者，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股权何时发生转移——这其实可归结为一个问题：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为何？对此，公司法并没有给出答案。

　　股权转让的生效要件，我国学界和实务界大致有三种观点：（１）工商变更登记说。认为股权自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登记之日起转移。（２）股东名册变更说。认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名册的登记是设权性登记，股东名册的变更是受让人取得股权的标志。（３）通知转移说。认为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只要转让人将转让事实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公司，股权转让行为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即告完成。应当说，第二种观点代表了最高人民法院的认识，认为新股东的加入或原有股东股权比例的变化记载在股东名册上，才会发生股权转让的效力；而公司因股权转让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相应的变更登记只作为对抗第三人的要件——这种观点属于目前的主流观点。

但是，目前实务界面对这个问题上存在诸多纠结：一方面承认股东名册的变更是受让人取得股权的标志；另一方面却认为股东名册变更登记与工商变更登记，都是对股东变更的公示，即在股权转让双方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后，向社会公示股权的变更结果。由此可知，既然是公示股权的变更结果，那此结果当然发生在公示以前，也就是说，先出现了股权变更的生效，才通过股东名册变更登记予以公示，否则岂非逻辑上的悖论？

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依照本法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转让股权后，公司应当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对公司章程的该项修改不需再由股东会表决。”显然，该条规定不应仅仅理解为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应当理解为整个股权转让行为的生效，而只有在股权转让生效的情形下，才由公司履行相应的股东名册变更记载等义务。

公司法中的资本多数决原则体现了对大股东利益的保护，但该原则会导致公司股东会的决议通常反映并代表着大股东的意志和利益。相应的问题是：公司法人在大股东的操纵下如果没有按照法律规定履行股东名册记载的义务怎么办？公司应当在什么期限内履行此项记载义务？公司未履行股东名册记载的义务时，新股东如何救济自己的权利？公司法也未对此做出明确的规定，由此会产生一些问题。

在一起案件中，A公司与B公司在当地政府签章见证下签订《合资协议》，约定A公司以现金出资，B公司以矿权出资，双方合资成立C公司，A公司持有C公司51%股权，B公司持有C公司49%股权。后，L作为B公司实际控制人以B公司股东的身份与Z签订股权转让合同，约定L将其持有的包括C公司49%股权在内的B公司股权，作价转让与Z。L退出股份后，Z方接受B公司持有的49%的C公司股份并承诺“按照省政府兼并重组文件精神和兼并主体密切配合，共同经营管理”。协议签订后Z方支付了L少许转让款。此后，G作为股东接手B公司，并对B公司进行全面管理。不久，G及其所派全部人员撤出B公司矿井，放弃对B公司的管理。2011年9月29日，A公司与B公司在当地人民政府见证下签订《退出关闭协议书》，B公司承诺“退出煤炭开采行业，自行关闭其煤矿”，A公司则“作为河南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文件确定的”主体，对B公司退出自行关闭补偿1100万元。《退出关闭协议》签订后，G以L将合同标的矿井关闭并领取补偿款为由，拒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并将G、Z诉至法院，要求二人连带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以及利息；Z则反诉L解除合同，返还已支付的转让款。

这个案件中，合同双方以及原审参与人恰恰前面论述的股权转让行为的生效要件上争议很大：第一、《退出协议》签约主体如何认定；第二、协议订立后股权何时转移；第三、股权出让方在股权出让后再次签署协议将涉案企业资产处分的行为应如何认定。

对上述第一个问题，依据公司法第三章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和民事诉讼证据举证规则可以判断，在此不赘述。

对第二个问题，在案件的争议中，出让方坚持认为股权作为特殊动产，对方实际占有并控制股权所代表的财产即已经完成交付，登记只是一个对抗第三方的确认行为；受让方则针锋相对坚持股份与房产、机动车辆一样，由国家相应主管部门的登记在册才能作为交易行为的确认和财产的合法转移。按此前论述，G和Z在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次日已经全面接手公司并实际控制公司股权所代表的资产，显然，B公司全部股权自此时已经转移至G和Z手中，公司应按照公司法第七十四条规定“注销原股东的出资证明书，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中有关股东及其出资额的记载。”既然此时公司以实际处于G和Z控制之下，该变更义务显然应归属于B公司及其决策层G和Z。

关于第三个问题，L在股权出让后又签署协议将公司关闭是何种行为？根据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定，L与政府签署《关闭协议》，是为了防止自身损失的扩大，而并非解除股权转让合同的意思表示，其更未通知受让人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效果。

从对于前述案件的分析可以看到，我国目前在公司股权交易方面的立法显然没有跟上市场经济的发展步伐，不能满足庞大而复杂的公司交易现状。公司法应明确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自签订生效，附条件的自所附条件成就生效，股权自股东名册变更视为转移，如股权已经实际交付而公司股东名册尚未变更，则新加入股东应向公司（实际控制股东）主张权利。而目前，在无相应规定前，股权交易应参照合同法中关于买卖合同的规定。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
讨论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建议

钱贵


　　目前，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还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为了满足人们对私有空间的需求，也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就必须对隐私权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在立法中加以体现，建构一个比较完善的隐私权保护体系。针对我国隐私权保护的不足现象，为理清保护隐私权的思路，笔者认为应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外隐私权保护的经验与成果，对我国隐私权保护加以立法，以明确隐私权保护的价值取向和具体法律方法。
　　一、明确宪法对隐私权的保护
　　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伤害。”从法条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与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的内容是基本相同的，同样是没有对隐私权的保护作出直接的规定，基本上只体现了对名誉权的保护。甚至没有将隐私权放在名誉权下加以体现。所以，要实现隐私权的社会效力，首先应该在我们的根本大法宪法中加以体现。我们可以试将隐私这个名词引入宪法的规制范围中，从宪法的高度实现对公民权利的终级关怀。
　　二、明文规定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利
　　我国现行的民法法规中暂时没有对隐私权作出专门的保护规定，仅在1988年最高院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中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隐私，或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这里是我国第一次提到对个人隐私权给予保护，但却将其置于名誉权项下，因为《民法通则》没有提到对隐私权的保护，这时候个立法缺陷，就只好将隐私权在司法解释中补救一下。所以笔者建议，立法应参照世界各国立法，尽快把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在立法上明确规定。民法作为与人们生活最息息相关的法律武器,它应该更多地站在人们的立场,不断实现自身的完善,从最大的广度和深度上保障人民本就脆弱的权利。
　　三、规范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与范围
　　许多国家对隐私权保护的内容与范围均有规定，这是对隐私权是否被侵害的界定，以利于公民知道、了解隐私权内容与范围，减少隐私权的侵害。同时，具体的内容与范围，对被侵害行为人采取救济措施有明确的目的和方向，充分保护其权利。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隐私权的内容在加大，侵害的行为类型在增多，但是规定其内容与范围也可采取灵活的方法，可在隐私权的法律条款中单列一项，即“其它导致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从而使隐私权的保护有明确的内容。也使我国当前的间接保护转换为直接保护，让隐私权的权能与其他人身权一样受到重视和尊重。
　　隐私权是一项重要的人权。它关乎人的人格尊严和名誉。生活中隐私权被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手机短信骚扰；单位体检报告结果泄露；个人资料一旦被某些证券公司、网站或婚介公司获悉，更多的相关企业便会蜂拥而来等等，所以需要一种机制的保护，需要社会的一种承诺，隐私权立法是当务之急！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